张者，本名张波，曾就读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学位。中国作协小说创委会委员，重庆市作协主席，新疆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长篇小说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长篇小说《零炮楼》《老风口》《万桥赋》，中篇小说集《朝着鲜花去》《或者张者》《山前该有一棵树》，散文集《文化自白书》等。作品主要发表在《收获》《十月》《当代》《人民文学》等刊物，被各种文学选刊转载，并多次登上文学年度排行榜。获第二第三届重庆文学奖，第四届重庆文艺奖，第十一届庄重文文学奖，第十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十三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奖，2023年鑫飞杯.小说选刊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阳翰笙剧本奖 “最佳电视剧剧本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编者按：
6月12日下午，重庆市作协五届三次全委会在渝中区东方花苑饭店牡丹苑召开，会议审议表决了有关人事事项，著名作家、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张者当选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
顶端新闻和上游新闻记者就相关文学创作问题，以及在作协主席这个新职位上如何展望重庆文学的未来，对张者进行了专访。
张者：重庆城市与他的文学未来
（本期访谈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 张茹 上游新闻记者 陈泰湧）
问：首先恭喜您新任重庆市作协主席。能否请您谈谈您眼中的重庆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文化风貌和文学创作情况是怎样的？另外，在新的职位上，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和实施策略？
张者：重庆是一个年轻的直辖市，说他年轻当然是相对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直辖市而言的。1997年重庆直辖，到现在不足30年，30年对于一个城市来说确实太年轻了。同时，重庆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清朝的大规模移民“填四川”，抗战时是“战时首都”，后来又有“三线建设”。重庆阔达包容、有容乃大，吸纳了五湖四海的人。每一次的移民都给重庆注入了活力，繁衍生息出新一代重庆人。现在的重庆是中国西部大都市，属于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之中，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重庆是古老的城，是年轻的城，更是未来的城。
重庆人外表显得漫不经心，却心中有数。他们东张西望，心花怒放，我行我素，快意恩仇。重庆人自信，自我，对世界万物感兴趣。他们会被伟岸和俊秀的山吸引；被温润的浪花吸引；被美女和帅哥吸引……来重庆要不了多久就能飞扬起来，飘逸成仙，迷漫像雾，潇洒如风。重庆人边走边唱，吹着口哨，抛着媚眼，四处“打望”。他们的目光灵动，动作敏捷，才华横溢，诗情画意。上下五千年，左右山水情。翻飞显灵秀，纵横英雄情。
这是重庆人的气质。文学写的是人，可以说这也是重庆文学的气质。有了这种气质，重庆出诗人，成了中国诗歌重镇。诗人的聚会很多，他们在一起“吃喝麻辣煮，写诗不住手。背靠嘉陵江，喝酒当喝汤。白酒一斤半，啤酒随便灌。本来正喝酒，起身大声吼。”——一首诗就这样在饭桌上写成了。要不了多久，作品不是在《诗刊》，就是在《星星》上发表了。这是不是有诗仙李白的遗风？这才是诗人的气质！
就文学创作来说，重庆曾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不但出了一批诗人，还创作出了影响了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重庆是重庆人的重庆，也是中国人的重庆。重庆也是世界的。
作为新一届重庆市作协主席，确实有很多亟待完成的工作。我总结了一下，最少有五个方面的工作。
首要的工作是培养青年作家，发现有潜质的人才，精准扶持新作。从写作、审读、改稿、发表，一条龙服务。这对青年作家非常重要。要把他们扶上马，再给一鞭子，让他们在文坛上奔腾起来。
其次，要“走出去，请进来。”重庆作家要走出去，作品也要走出去。走出去努力宣传重庆，让人们更了解重庆和重庆的文学成就。请进来，就是加强和各省市作家的文学交流，要把全国著名作家请到重庆，让他们和重庆作家面对面交流。只有通过交流和碰撞才能产生火花和灵感。
第三，要“沉下去，浮上来”。沉下去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作家不但要深入生活，还要能从日常的生活中走出来，从生活提炼出精华，写出作品。不能一猛子扎下去，最后写不出东西来，那你就不是作家了，作家要沉下去，作品要浮出水面产生影响。在这方面作为作协主席就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作协主席首先是作家，要写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写出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第四，重庆作家要完成有重庆文化辨识度的作品。文化辨识度不仅仅是文旅辨识度。文旅辨识度是表面的，是旅游广告，文化辨识度是深层次的。前不久的《繁花》和不久前的《我的阿勒泰》都是有文化辨识度的作品。这要引起重庆文学界的重视和思考。
文学作品要有辨识度，除了作家个人创作兴奋点外，还需要进行主题创作。重庆的题材非常多，需要作家去写。将来我们要进行重点文学项目的扶持，不搞撒胡椒面的人均分配。文学作品不能搞出版扶持。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连出版都成问题，通过扶持出版了也无人问津，更产生不了影响。那是一种浪费。
主题创作不但要邀请重庆作家，也要邀请非重庆籍的全国著名作家。确认一些题材，公开招标，让有灵感有能力的作家来写。重点题材重点扶持，也可以吸引重点投资。
第五，加强川渝两地的文学交流和文学合作。川渝是一家。在经济上正在建立“双城经济圈”，在文化上也要形成一个“双城文化圈”。川渝两地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分开了，但文化传承和文脉无法分割。两地的菜都是一样的香，两地的人都是一样的麻辣滚烫。两地同气连枝，一脉相承。
两地出版界要密切合作，联合出版，形成合力。同时，两地作协也要加强合作。重庆和四川应该联合设立一个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大奖。
重庆直辖以来，我是第四任作协主席。前三任主席的工作非常出色，有很多经验需要我去总结和继承下来。他们比我有工作经验，有能力，我要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问：能否请您分享一下您的文学成长经历，是什么点燃了您对写作的热爱，并引领您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张者：我是在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读中文系时开始文学创作的，或者说是那段时间开始学习写作。很多人认为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但是，不进行培养很难出好作家。一个好作家必须受过高等教育，那也许不是培养，那是熏陶。无论成为什么家，都需要教育，都需要一种知识准备和知识储备。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会听从内心的召唤，这就是天生的个体的独特性了。天才是天生的，但需要后天知识的滋养，你想象不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他怎么有天赋，都无法激发出才华，更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
虽然说当作家需要后天的文学培养，但作家必须有内心的一种追求，有一种写作的欲望，需要少年时的立志。我成为了作家不是什么机缘巧合，在初中时就立志成为作家了。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或者理想写成作文，老师念出来就被全班同学嘲笑了，因为那时候的作家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崇高的，作家鲁迅的画像就贴在教室的墙上。你想当作家，想把画像挂在教室的墙上，那不是痴人说梦嘛，所以我会被同学嘲笑。后来，我在北大法律系读研究生时，因为在《收获》上发表了小说作品，又被同学和导师嘲笑了，同学和导师都认为我写小说是不务正业。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无论是什么专业的同学都想当作家，或者说都是文学爱好者。大家有了共同的爱好，都玩命写诗。很奇怪的是平常喜欢看小说，动笔时写出来的却是诗。这就是青春写作，靠得是荷尔蒙。少年的心需要用诗情画意来滋养心灵，伤春悲秋后需要文学疗愈。在学校的小书店前，每到进了新书时门前就会排起长队。大家最喜欢买外国文学，文艺美学，还有西方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那个时代也许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中文系的同学更关注外国文学，因为中国文学的教材极为陈旧。当时的大学教材基本上老生常谈，无法跟得上同学们的需求。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吸收，也成了我最主要的文学积累和写作的技术准备，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的写作和思考方法。我阅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收获》《当代》《十月》等大型文学刊物。
对于60和70后作家来说，所吸收的文学营养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有些作家喜欢托尔斯泰，有人喜欢卡夫卡，有些更喜欢马尔克斯等。不信你可以走访一下作家们的书房，在书架上有三分之一的书都是重复的。所以我读研究生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选择了法律系。我并没有准备当什么律师和法官，我读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比同代作家更丰厚些，为了吃偏食。可见，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写作，作家谁吃的偏食多谁就会走得更远。写作，是一个马拉松比赛。
问：在您的作品《老风口》和《远水》中，我们感受到了深厚的历史感。您能谈谈如何通过细腻的笔触还原历史的真实风貌吗？您认为历史元素对提升小说的艺术层次和读者的阅读感受有何重要作用？
张者：我出生在河南，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兵团的日常生活当然是艰苦的，兵团的生活是一个大的集体生活，有时候集体生活往往能帮助我们克服日常生活的苦，给人带来希望，带来乐观的心态。千百年来，新疆有一代又一代的戍边者，绿洲和城池在大漠深处和瀚海边缘渺小而又天真。西域还流传着很多忧郁，在那里悍妇也会惆怅，莽汉也会忧伤。
1949年后，又有一批人走向了大漠，他们是军人，他们是支边青年，他们成了兵团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屯垦戍边，这是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兵团生活就是历史上的大汉戍边生活，就是大唐烽燧生活，就是中华民族屯垦戍边、保卫边疆历史使命的现代再现。写兵团人的生活自然而然就有历史纵深感。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古人一脉相承。不一样的是他们除了悲壮、决绝之外，还凭空多了一种信仰和豪迈、乐观和坚韧。作为新时代的戍边者，他们喊出了震惊大漠的口号：“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誓言是严肃的，有雪山和大漠作证。没有历史纵深感的小说只能是快餐，没有丰富性。
问：在您的小说中有一种象征，那就是胡杨树。这种象征构成了您的西部写作的内在含蓄。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部那神奇的树的？把一种树升华成一种精神象征是怎么做到的？
张者：兵团人给一棵胡杨树赋予了很多神奇的力量。胡杨树可以断臂求生，也可以向死而生。胡杨籽就像风车一样，随风而去，见水而停，春暖发芽，随季而长。胡杨精神就是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屯垦边疆、守护边疆的兵团精神。父辈们很多已经去世，长眠在戈壁滩上，他们和胡杨一样睡去了。人们在胡杨树身上赋予了很多神奇的传说，说它三千年不死，死了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其实，树哪有不死的？死后的木头哪有不朽的？这只是人类对胡杨树的一种精神信仰。我希望能唤醒天山南坡被旷野和风沙尘封的生命意志，表现大漠边缘和戈壁滩上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当我动笔写新疆的水和新疆的树时，我才发现，我写的不仅仅是树，原来也是人。人和树在那种环境下的死亡，总是让我无法忘怀。
新疆有好多民歌，唱的大多是现实中的缺失，表达一种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将荒漠开垦为绿洲，把荒山栽满树，这是父辈实践的结果。在文学创作中，一个作家在潜意识中缺失什么，曾经的现实生活中缺失什么，文学就要补充什么。这就是文学最重要的作用。我写了不少新疆题材作品，我的新疆题材是和一些作家朋友的地域背景和自然风貌不一样的，新疆太大了。我写了兵团人的生存环境极为不完美的地方，因为“从不完美中发现完美，便是爱这世界的方式”，就是爱我第二故乡的方式。
新疆是我文学创作之根。目前，我正在创作有关兵团生活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疆是我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根、文学创作之根。未来我想回新疆去体验生活，喝伊力特，把酒唱胡杨，对酒望大漠。
问：著名评论家孟繁华将您的《桃李》与新《儒林外史》或新《围城》相提并论，您如何看待这种比较？这种评价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或启发？
张者：我喜欢校园生活，校园生活是现代的，前卫的，激情的，充满了青春气息和浪漫情怀。在校园内生活永远不会衰老，因为你被青春包围和裹挟了。当年我不喜欢当老师，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矛盾的心理。在读大学时我就想写一部关于大学生活的小说，在那个时期这是我的兴奋点。这种想法在心里扎了根。在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构思写一部关于校园生活的小说。我熟悉校园生活，对校园生活又有兴奋点，这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桃李》，并且陆续写了三部关于校园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大学三部曲”。有关校园生活我不会再写了，因为现在的校园我已经不熟悉了。这个大学三部曲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算是我大学生活的纪念。
现在我有些后悔没在大学任教了，这可能是我文学创作的一种损失。二十多年前写了《桃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学变成什么样了？这是我关注的，也是我应该继续写作的题材。退休后也许应该去大学当老师。很多作家朋友都去大学当老师了，也许这是一个作家的最后归宿。对我来说应该是对大学校园也是对知识分子写作的继续。
最近，北大中文系教授丛治辰重读《桃李》，读出了另外一种感觉。他说：“《桃李》写出的是一派沦落颓丧的大学景象，但多年之后重读这部小说，我居然心生几分怀念。”
这种怀念是什么？这种怀念让我也吃了一惊。你看看现在的校园周边，别说酒吧和歌厅了，连餐馆都养不起几个。“00后”的学生们似乎更愿意猫在宿舍里对着手机、电脑打发闲暇时光，呼朋引伴吃肉喝酒的大学生活已成了前尘往事，缺少了醉后吟诗的校园才子显得无比寂寞。
无论是孟繁华老师还是丛治辰都是我创作的见证者。记得《桃李》刚出版的时候，丛治辰在北大中文系读大一，当时《桃李》在万圣书店开发布会，是丛治辰帮我提着一捆书去的现场。孟繁华是谢冕的博士，博士刚毕业不久吧？谢冕老师参加了发布会，曾经现场问孟繁华，《桃李》中有一个孟博士和你有关系吗？孟繁华连忙否认，“不是我，不是我。”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丛治辰本科毕业后，先读硕士又读博士，现在北大任教。他没有离开过校园。他见证了校园的过去和现在。他重读《桃李》发出了这种感慨：“《桃李》出版已经二十年了，作品中邵景文的品行诚然值得商榷，但他和学生们亲如兄弟的平等交流还是颇有圣人遗风。而今学生们越发拘谨，老师们大概也日益庄严，一起面目可憎了起来。二十年来校园之外越来越繁荣，也越来越安定，一切秩序都趋于稳固，而那些尽管毛糙幼稚却十足有趣的（准）知识分子也因此风流云散。当名校骄子们纷纷内卷，从进入大学校门的那刻起便致力于考研与考编，似乎《桃李》中那个新旧交杂的校园反而显得浪漫了起来。好的文学作品的确就像一坛美酒，时间会赋予它意想不到的醇香，只是《桃李》这一缕意外的醇香，闻来多少令人伤怀……”
丛治辰的伤怀引得我黯然神伤。如此枯燥无趣的校园不要说和上个世纪的80年代相比了，就是和上个世纪末相比也让人望而却步。过去的校园是我向往的地方，甚至是我周末散心的去处，在郁闷的时候，总是冲动着想回校园看看。如今，那种激情和疯狂都没有了，校园是我们永远也回不去的地方。我的大学校园题材的小说从此也结束了。当然，人总是要从校园走出来的，出来后的文学地理是另外一种景象。
问：您在2022年凭借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是什么促使你写这篇小说的？之前您也曾获得过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等多项殊荣，十几年前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老风口》就进入前20了。您如何看待这些奖项对您创作生涯的影响？这些荣誉是否给您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动力或视角？
张者：写作当然不是为了获奖，但获奖可以鼓励作家继续写作。
文学创作是个人化的，是孤独的长路，大部分时间都是踽踽独行。获奖可以让一个作家自信起来，充满激情地去完成更加优秀的作品。对我来说，获奖是人生上半场的一个美丽的句号，同时也是下半场的发令枪声。
作家的文学之路就是人生之路，和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是文学创作的缘起。生活是作家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根，也是文学创作之根本。
我的父母曾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我曾经跟随他们在一个荒凉的山谷生活过几年。那里曾经是一个水泥厂，没有淡水，要水罐车拉，没有蔬菜，也要从山下运。水泥厂烧地窑的时候，浓烟弥漫开来，大家居然在烟雾中躲猫猫，犹如仙境，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记得在后山的苦泉水边生长着唯一的一棵沙枣树，在沙枣花开的时候，一群孩子手提录音机围着沙枣树跳迪斯科，如魔似幻。可是，无论多么艰苦，一群少年没有一个是愁眉苦脸的，大家的生活还是那样天真烂漫。兵团的孩子特别开朗活泼。高天，淡云，戈壁滩；昂首，望远，冰达阪。什么都不怕，再苦都没啥。这就是疆二代，兵团的“儿子娃娃”。
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沟里，生活中最缺的是树。我们太需要树了，一棵树有时候比水更重要。水关乎我们的生命，树却关系到我们的心灵。这不仅仅是遮荫那么简单，人类是从树上下来的，树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原乡。水和树在我的潜意识中打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我的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的缘起。
多年之后，我在重庆工作和生活了，我买房子一定要挑嘉陵江边，坐在客厅里能望得到江水才安心。小区里也要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可是，在梦中我还是会回到那个寸草不生的山沟。在梦中，那个山沟总是青山绿水的，当我醒来时不由得想念那个已经废弃的小学校。有小学同学居然经常开车去那个地方搞同学会，大家坐在那个废墟中兴奋地唱歌。
海明威认为，“少年时恰当的困难是写作最好的老师。”我是兵团人的后代，兵团人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屯垦戍边的。《山前该有一棵树》讲述的是在花草踪迹难觅、杂石荒凉遍地的深山矿区中，将一棵茂密而孤独的胡杨树移植到学校的故事。老师带着孩子们去想象一棵树、寻找一棵树，挖树、移树、栽树，去滋养这棵树，因“树”而发生的一切就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山前该有一棵树》这个“该”，从环境生发，又带着明亮的期冀，成为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信仰”，那种信仰就是胡杨精神。胡杨树是一棵寄寓美好生活之望，文化生命之喻，人生成长之轮的“树”。
当我动笔写这一棵树时，我才发现，我写的不仅仅是树，原来也是人，是兵团人。人和树在荒漠中最终扎下了根，成为屯垦戍边，维稳护边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现实生活当然不都是完美的，但是，“从不完美中发现完美，便是爱这世界的方式。”这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
让我们来到梦开始的地方，面向大漠胡杨，面对雪山草地，轻轻一跃，便是蓝天白云，万水千山。
问：您认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写作上有什么不同？现代社会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几乎是文学圈内的事了，如何让文学走向社会？
张者：长期以来，文学仿佛一直是文学圈里的事，这当然不正常。
现在大家都在思考文学如何出圈，如何把文学推向社会，推动文学的跨界传播，扩大文学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作家、编辑、文学期刊、出版社的一个重大课题。作品能跨界传播需要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地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跨界，要跨出国界，走向世界。然后才跨入影视界，话剧界，戏剧界。
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如何用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讴歌时代的进步，跨出国界去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去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这是摆在我们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这是我们每一个作家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作家就要聚精会神地，心无旁骛地去写作。
中国作家要学习这种写作精神，锲而不舍地去探索，去挖掘。 同时，文学作品的写作需要耐心，特别是小说创作，需要耐得住寂寞。帕慕克曾经说： “小说家是借耐力来打拼，基本上是靠着耐心，慢慢地，像蚂蚁一般地前行。小说家令人印象深刻，凭的不是那种疯魔而浪漫的眼光，而是他的耐心。”
塞林格在晚年时提出“临终三问”：一问 “你写时确实全神贯注了吗？ ”二问“你是写到呕心沥血了吗？ ”三问“你写下的是你作为一个读者最想读的东西吗？ ”
中华文化重视自然，也重视自然中的人。注重“天地人”和谐共生，这是中华文化从古至今的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美好愿景正在实现。我们的文学创作应当与之相匹配。
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创作，都是以小见大的。既便是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也无法反映整个世界。只能“借一斑略知全豹”。茅盾先生曾经说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
面对绿水青山，我们可以从一片叶子开始，一叶显树，一树见林，一林能见山之黛色，就能让万山红遍，尽显金树银山。
问：您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如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探索、历史的厚重感以及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您能谈谈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吗？同时，您如何看待读者对您写作风格的评价，比如“机智而不炫技”？在选择不同类型和题材的作品进行创作时，您是如何调整写作风格和策略的？在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品创作时，有哪些作品给您带来了特别的创作体验或挑战，您又是如何应对的？
张者：我的创作中除“老家系列”和第二故乡的“新疆系列”之外，就是“大学系列”的作品。有批评家认为，我的“老家系列”主要写人性的丰富和悲哀，“新疆系列”则写生存的困境与抗争，“大学系列”主要写欲望时代的尴尬和选择。我认为这个总结很到位。
这样看来在过去的写作中呈现了三个方面，我称之为写作题材的三角关系。我很信任这种三角关系。三角关系往往是一种稳定的关系。我希望我的写作有博大的气象，在技术上首先要拉开时空，不单纯地局限于某一个地域，所以我不断更换作品的背景，更换题材。曾经的童年和少年经历成了美好的回忆，也成为创作的宝库。这个地理的三角关系恰恰和生活经历形成了我创作的一种世界观。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会有这种经历，个人经历有时候不是以个人的意志而决定的。比方你的出生地，你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往往是父母决定的，那时候你不是一个有完全的行为能力的人，你无法选择。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作家必须在童年或者少年时代有丰富的地理文化经历，也不是说没有丰富的地理文化经历就成就不了一个好作家。有些作家在单一故乡的大地上深耕苦挖，挖出了水，挖出了油，也写出了好作品，这也是一种创作方式。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肯定不会在一个文学地理环境中学习前辈作家去深挖，我需要自己的文学标识度。如果让我只面对一种文学地理环境不断地写下去、挖下去，我肯定不放心。那会让我气馁，让我气恼。我需要一种三角关系，这样才能让我搭建自己的文学之塔。只有这种稳定的三角支撑才能使其更高。我们现在不是提倡攀登文学高峰吗？从高地到高峰需要稳定的媒介，那就是文学的高塔。
问：您曾有过新闻媒体的工作经历，这段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积极影响？是否为您提供了独特的创作素材或视角？如果说现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更富于戏剧性，那么您为什么不继续当记者呢？
张者：有人说世界观的匮乏是由于地理知识的匮乏。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如何建立起你的世界观，实际上要看你在这个世界上能走多远。作为记者恰恰是走得最远的，因为这是工作决定的。记者通过对生活的采写为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中国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个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极为罕见。生当此时，是作家的幸运，也是作家的挑战。有人说现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更富于戏剧性。世界的巨大变化为文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但同时，它也冲破了文学认识和表现的习惯、成规和边界。可以说变化把文学甩在了后边。生活的快节奏让有些作家气馁，认为怎么写都没现实生活精彩，有的甚至认为小说已经死了。
其实，新闻发生的地方，恰恰是文学作品的开始。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的思考性反映，这个思考才是作家独有的。现实生活发生的只是“事故”而不是“故事”。从事故到故事这需要作家的加工，从故事到“叙事”，这需要作家思考性创作。在思考性创作的过程中，已经淡化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进入到了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所谓“真亦假来假亦真”就是这个道理。
文学创作就像一棵树，作家的个体不同，为这个棵的塑形方式就千差万别。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能创新。有的关注树根，不断地深挖，力图神奇；有的关注树身，力求粗壮；有的关注树枝，力求繁茂；有的关注这棵树开奇花、结异果。如果展开想象，可能石榴树上结樱桃。无论你更关注哪个方面，都需要通过叙事来浇灌，让这棵树长大，成为参天大树。用什么体裁，写什么故事，作家操持的语言水平，这需要一位作家的看家本领。一个画家用色彩，音乐靠音符，一个作家靠语言能力。作家不要做秀，作品应该优秀。
文学不是单向度地临摹和反映生活，文学与生活是相互唤醒，相互创造的关系。
因此，加缪说：“没有艺术，现实也就微不足道”。
艺术的伟大价值在于把我们从千千万万繁琐的现实细节里拯救出来，把我们从对于现实之尘土和空气的漠然无知中解救出来，把我们从当下现实中所蕴藏的真实中呈现出来。
仅仅深入生活静下来观察生活是不够的，既便是你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加缪说：“观察到生活的荒谬，不可能是一种终结，仅仅是一种开端。”
所以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荒谬和耸人听闻的各类新闻发生的地方，恰恰是我们小说的开始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小说比新闻更精彩，更能流传后世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小说永远不会死亡和小说存在的理由。
问：现在比较流行一种行走叙事，特别是网络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边走边唱，边走边记录，进行一种民间叙事。普通人的叙事对作家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者：普通人的行走叙事将给作家提供灵感。其中的佼佼者不但能成为网红，他们中间将诞生作家，李娟就是一例。李娟在写作时也是一个普通人。她的散文《我的阿勒泰》在发表时她真的就在转场的过程中，编辑部的编辑很难找到她。李娟是那个时代的网红，当然，她的散文改编成电视剧之后，就成了现在的网红。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文地理观，就像每一个人都有世界观一样。人文地理观不是空的地图上的观念，而是你真的去过没有。你在高原还是在平原？你在大平原上生活过没有？你在大漠荒原上睡过没有？你是否走过羊肠小道？你曾经的生活方式和经历自然就有形成了一个人的人文地理观，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个人的世界观是由他的人文地理观念所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读书还不行，读万卷书是一种准备，行万里路只是开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写作，而写作是要有自己的世界观的。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就是要有独立的思考，要有思想和人格，这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如果去一味地追随权势，扑向资本，把写作变成既得利益者的服务工具，不为民众发声，不为作品立信，作家就成了跳梁小丑。好作品面对读者是要讲信誉的，不要用文字的垃圾去糊弄读者。
问：对于未来的文学创作，您有什么规划和期望？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哪些启示和影响？
张者：接下来我至少要写四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写新疆“兵团二代”长篇小说，第一部《老风口》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出版，那是描写新疆第一代兵团人的生活。
当兵团一代的孩子们在绿洲出生后，他们眼前除了明媚阳光和天高地远的旷野和大漠，他们什么都没见过。出生在绿洲的孩子，不可能有什么四世同堂，他们只有爸爸妈妈，没有爷爷奶奶。所以，兵团二代没有传统的伦理的家庭的教育，只有现代文明的集体教育。教育他们的人有老兵，有曾经的教授，有全国的支边的知青，他们的知识谱系是复杂的，也是开放的，是现代的也是古代的。他们的青春自己做主。
如果说青春是一个脱离宏大历史叙事的个人神话，那么“兵团二代”对于父辈承诺的一次次撞击，对于旷野和大漠的一次次探寻，都无疑开拓了他们青春的疆界。他们的疆界是广阔的，西域三十六国早已不复存在，西域成了中华民族的新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份自行其是和无法无天以及西域天空下的天真烂漫。他们没有觉得是在戍边了，因为西域原本就是自己的故乡。他们把他乡变成了故乡，而父辈们的故乡在哪里呢……那只是一个传说。
第二部是写故乡的，我想为故乡立传。“回不去的故乡”逐渐成为百年乡土文学的重要议题。面对这样一个象征的故乡，如果你真正的走进它，你会发现你一天都呆不住，你可以凭吊废墟，你可以寻找自己少年时足迹。无论是足迹还是废墟，你只能看看,留下照片然后怅然离去。故乡记忆和现状已经无法挂钩，也不可能串联在一起了。美丽的故乡在哪里？故乡只能在心里。所以，要让故乡逆转，让故乡成活。如何通过描写乡土去反映时代变迁？这是新乡土文学要完成的任务。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返乡入乡”成为农村青年的新潮流。我将敏锐地把握这一变化，将农村青年的逆城市化流动作为书写对象，并以此为基础塑造出新一代的农村新人形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
第三部是反映新时代的城市化长篇小说。写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写从都市走向郊外的新村民。人们在这种进城和出城中寻找自己的家园。何处是我们的家园？这已成为一个问题。人们自发而又自由地迁徙，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栖息地，特别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杂拌儿的混合型的小社会，一个当代意义上的“大观园”。用莎士比亚的概念则是“福斯塔夫背景”，即社会各色人物活动的一个舞台式的场所。而这样的一个场所成了一个舞台，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空间隐喻。这种日常境况恰恰是时尚的、时代的，小中见大的、意味深长的。
第四部长篇小说是以重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有着历史纵深感和地域的人文的辨识度。我想写出重庆的麻、辣、鲜、香，从而唤醒灵魂中的记忆。面朝长江和嘉陵江，真的就有了天高地阔的味道。白天，重庆人可以在40度的高温下大汗淋漓地吃，男人光着膀子，女人只穿吊带裙，男女猜拳行令，不醉不归。晚上，餐桌顺江而摆可达几十里，喝着、唱着、喊着，最后醉卧江风，快乐和悲伤都被两江的流水带走。
从河南农村题材开始，然后到新疆题材，再到现代小区人文地理的写作，最后是都市小说。这样算来我的写作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写作呈现了四种不同的文学人文地理观，也呈现了不同的文学地理标识。我写作所呈现的这四个方面，我称之为写作题材的正方体。从三角关系到正方体，这是我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当然更信任这种正方体。不单纯地局限于某一个地域和地理概念，所以我不断更换作品的背景，更换题材。这个地理的正方体恰恰和生活经历同步，形成了我创作的一种世界观。
问：您对故乡河南有哪些特别的印象或回忆？在您看来，中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您如何评价中原文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和影响？
张者：我的父母都是河南人。母亲生下我后，父亲去新疆加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母亲在我一岁多时把我托付给了我的姥娘，要上学时我就去新疆找父母。姥娘家的门口有棵大桑树。那是我儿时玩耍的地方。大桑树很粗，至少有两搂。每到夏天，大桑树像一把大伞撑起了一片绿荫。树上的桑葚乌紫乌紫的，我会爬上树去摘桑葚吃，吃得满脸是紫色花。我会在树下铺一张席，在席上玩耍，在席上睡午觉，天太热时，晚上就睡在那里。在月圆之夜，孩子们会牵着对方的后衣襟，围绕着大桑树，唱无数的童谣。那些童谣全都是我的姥娘教的。全村人中老的都喊姥爷、姥娘，年轻的都是舅，都是姨。作为一个外甥，我极为淘气。那真是上房揭瓦，下塘摸虾，翻墙摘杏，下地偷瓜。现在回想起那棵大桑树，心中还有一股暖流。我在那棵大桑树下度过了最美好最温馨的童年。同时，我在那个村庄，也度过了一个最讨人厌的童年。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童年记忆和少年经历往往是文学起步的开始。我文学的起步就是从写河南农村题材开始的，当年我写了中篇小说《老家的风景》《老调》《老灯》等，后来写了长篇小说《零炮楼》，河南老家的童年生活对我的写作影响深远。从河南农村题材开始了我的文学之路。
中原文学和中原文化滋养了我。中原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谓是文脉绵长，名家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和优良的创作传统。中原文学是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这已经成为中原文学最重要的传统。中原文学至少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中原文学既关注历史又关注现实，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书写时代变化，引领文学发展。其次，中原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无论是过去乡土文学还是现在的新乡土文学，中原文学都是开风气之先者，那其中的况味让人欲罢不能。现在有一群出生在中原的作家活跃在文坛，呈现不同的文化气质。
代表中原文学艺术风格的作家有很多，就我个人而言，我比较熟悉的是刘震云和李洱的作品。刘震云的小说充满了乡土智慧，乡土文化，乡土幽默。狡黠，乐观，豁达。小说充满了想象力和中原文化的底蕴，艺术氛围十分浓厚。刘震云一直在进行新乡土叙事，他的小说一直没离开文学的老家，地域化明显，这是他的人文地理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新乡土叙事却有了知识分子的反思。另外一位作家是李洱，一直在进行知识分子写作，他的知识分子写作却打上了中原文化的乡土烙印。这相当于把中原文化当成了一种料汁，将知识分子叙事浸淫其中。中原文化在李洱的文字中散发出了浓重的气息，飘逸如风，若有若无，中原文化的熏陶在其骨子里了，其包含的乡土智慧，乡土文化，乡土幽默，狡黠，乐观，豁达的本色和刘震云一脉相承。这两个作家相辅相成，犹如太极，成了一个圆满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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