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智,生于1992年,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学院高级编剧班成员,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及首届青年作家班学员,重庆市文旅委艺术创作特聘人才。出版有长篇小说《耳际的沙丘》、戏剧《帕特农神庙的黄昏》《高塔之下》等。另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山花》《红岩》《星星》《鸭绿江》等。曾获第七届红岩文学奖。
(本期访谈主持人:陈泰湧)
主持人:作为一个90后的纯文学作者,你是如何开始写作的呢?
周睿智:最开始我摸索着写一些诗和短小说,但基本都是不成篇的作品,因为那个时候缺乏真正的生命体验。
我的写作真正起步实际上是上了大学以后,庆幸有父母的支持,几年间几乎游历了中国的大多数省份。这期间,我通过更多的个人观察,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情感变迁、思想磨砺、切肤之痛,逐渐开始理解前人写作中的残酷和悲悯。这些体验和碎片逐渐凝聚成一个核,我发现自己可以开始把它包裹起来,做成一个人工的漂亮果子卖给别人吃,于是就有了我第一本长篇小说《耳际的沙丘》。那时我住在北方滨海小城的一间出租屋内,一到冬天,海风就把漫天的雪糊在玻璃窗上,一层又一层,直到它们挂不住本身的重量。最让人头疼的是,一到晚上,狂风就会从窗缝中挤进来,形成鸣哨般的刺耳声音,我只得爬起来,用纸板、报纸、透明胶带这些东西尽可能把缝塞满,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把它们拆开,以便开窗透气。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天。这些事情在我后来的《秋末澡屋》等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
每当我向周边人提起这些经历,有些人半信半疑,觉得一个90后的年轻人很难有那么多的写作素材,实际上,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善于”给自己找麻烦的人,磕磕碰碰的成长经历给了我很多的思考,也在极窘迫、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挣扎过。
写作最开始是一场严重的自我沦陷,然后从中慢慢苏醒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文字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它们可以是一扇窗,也是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于是我的写作就从自发走向自觉。当我走过这一步,才终于发现,文学的大门向我开启了。
主持人:有一种说法,在现在的年轻人中现在愿意读书的人比之前少了很多,你最早接触文学的时候,是自愿的还是被逼迫的?这些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帮助?
周睿智:我的文学初体验,最早开始于学生时代对欧美名著的“扫荡式”阅读,也会在初中语文课上心无旁骛地读文言文无注解版的《史记》,语文老师多次向我的家长“投诉”,结果“抗议无效”,后来也只能随我去了。当然,这也带来了“严重后果”——当别人的生日礼物是一个玩具或者一顿大餐的时候,我的生日礼物则是一本《三个火枪手》,父母一定是误会我了,认为我只会看书,不会玩,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贪玩又贪吃的人,怎么办,我也不想啊。
海明威说他的创作能力来自他极大量的阅读,与前人相比,我的阅读量绝对算不上“极大量”,但是阅读的习惯一直都保持着,而且我小人书也读,漫画书也读,天文地理啥都感兴趣,我认为读书不必分有用没用,哪怕是一些烂书,只要是自己兴趣阈值内的,早晚都能作出一些贡献,做好知识筛选就行。有一些知名的作家说,写作实际上也是一门手艺,我是赞同的。比如魔术师就要尽可能让自己的手快,快到已经超过人眼的暂留极限,那就没人能够看透他的技法。写作实际上也是一场修炼,好的创作者一定是在不停地修炼他的大脑,使它强大到可以让那些语言可以像变魔术一样,用奇怪但又流畅的排列方式从脑中蹦到纸上,和读者们握手,那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周睿智作品《耳际的沙丘》
主持人:你的创作主力方向是戏剧创作,这似乎显得比较小众,可以谈谈你在这方面的想法吗?
周睿智:一部好的戏剧,它的台词往往具有很强的诗性和意象性,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戏剧文学本身也是文学界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种形式,其中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有人在,比如《青鸟》的作者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美国的尤金·奥尼尔、哈罗德·品特,以及2023年诺奖得主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等等。戏剧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领域,尽管在中国可能相对小众,但我认为戏剧有着独特的魅力和表现力。通过舞台上的演员、布景、音乐等元素,戏剧能够以独特的方式呈现人类生活的各种层面,深刻地反映社会、情感和思想。我接触戏剧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后来也没想到,在戏剧创作中,我能够挑战自己的创作边界,探索不同的叙事形式、情感表达方式以及舞台语言。戏剧作品有时可以通过夸张、象征或戏谑的手法,更加直观而深刻地触及观众的内心。这种亲密的互动与观众的共鸣是戏剧创作中非常独特的体验。
当然,戏剧创作在中国相对小众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观众对于文学、电影等其他媒介的普遍喜好,因为对比,所以才造成了这种小众的误解。
主持人:在你的创作领域里,是不是把戏剧放在第一位的?为什么?
周睿智:我认为,因为戏剧的独特性和生命力,它有着无限的潜力,可以成为一个文化推动力量。在未来,我希望通过戏剧创作,能够为观众呈现更加多元、深刻的人生故事,引发更多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思考。戏剧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是一种对于人性、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深刻反思和表达的艺术,它有其自己的艺术规律,比如老舍的《茶馆》,如果写成一个中篇小说,它的生命力肯定是没有作为一个话剧剧本那样强的。
主持人:关于创作,当下对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周睿智:当前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在进行作品创新和叙述深度挖掘的同时,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
在文学创作中,始终保持新鲜感和独特性是一项挑战。写作的过程中,我时常会面临如何避免陷入俗套、避免重复已有的表达方式的问题。同时,与读者建立联接也是一个挑战。在追求深度和独创性的同时,作者需要思考如何让读者产生共鸣,如何引导读者进入自己创造的文学世界里。这需要巧妙的叙事技巧、情感表达和对读者心理的敏感。
另外,时间管理也是一个主要的困扰。作为一个有工作在身的人,想要找到足够的时间来专注于创作,深入挖掘思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创作需要沉思、需要安静的环境,而这在喧嚣和奔波的生活中并不是能轻易实现的。我目前还不能彻底与工作和生活进行切割,像我这样懒的人,一旦不工作了,恐怕就会无止尽地呆在家中,或者到处吃喝玩乐,我担心会失去生活素材的来源,以及对烟火气息的感知,所以这是一个很难两全的问题。
主持人:你曾经谈到人性独立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周睿智:与很多自由写作者不同,我身在一个混沌且有序的、具有很高自我能量的集体当中,我经常面临着被裹挟和被要求的困境,但是也提升了自我消解的能力。我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师长,建立一个小型的支持网络,相互鼓励和交流,这的确帮助我更好地应对了外界的压力。我认为关键在于在集体主义社会中找到平衡,保持独立思考的态度,将个体独立融入创作中,并与社会进行积极而建设性的对话。
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些来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每个个体被赋予的功能性和服从性相对来说要强一些,但是追求灵魂独立还是可以做到的,因为这是我创作的内在动力来源。通过明确自己对生活、社会和人性的独立看法,我才能够在创作中保持个性化的声音,在这个环境中,我认为建立独特的写作风格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主持人:你现在最喜欢什么题材的作品?
周睿智:我喜欢的题材还挺多的,要说一个“最”的话,那应该是科幻小说,我觉得科学幻想类的东西总是给我一种辽阔感。
对一部好的科幻小说而言,它通过探讨未来科技、社会、宇宙等方面的可能性,为读者呈现了各种奇妙的世界,从而激发深刻的思考。
我记得小时候看儒勒·凡尔纳全集和后来看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给我的震撼都是相当大的。尤其是《三体》的前两部,可以说让我的科学观、宇宙观进行了一次重建,第一次开始思考关于微观世界和多维世界的问题,这个看起来虚无缥缈,实际上是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极大的空间,让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有了一个很极限的比照对象。
科幻小说常常反映了当代社会的关切和焦虑,通过构建虚构的世界,作者有机会以变异的方式揭示出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这样的揭示不仅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下,还能够拓展读者的思维边界,为未来提出警示和启示,同时也引导人们思考可能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说了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也希望能通过严肃文学的方式写一写科幻小说。我想让自己在现实与幻想当中,找到一个新的世界。至于能不能写成功那我还不能确定,假如不能写成,那我就还是继续写以前擅长的东西,不过,我还很年轻,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试一试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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