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乎所有谈及“大学三部曲”的论者，都会注意到《桃李》的开头。那的确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一笔，张者花费了不少笔墨讨论一个称呼的变化：“知识经济时代，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的。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嘴里既经济了一回，也增加了知识的成分，很具有时代感。”（1）尽管张者为“老板”又增添了“大师、大家”的可能性，并将之与“老总”区分开来，但显然，“导师”变“老板”，使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工作职能、生存状态、文化面貌乃至于道德伦理都发生了本质变化。学生心态自然也随之改变，他们尊重导师，不仅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与对人格的景慕，更因其“有钱有势”。由此，《桃李》写出的何止是“老板”邵景文的蜕变，更是包括教师、学生在内的整个大学校园，或者说知识界生态的蜕变。正如同样被很多论者关注的一个细节所呈现出的：当蓝教授为女儿蓝娜的丑闻找到法学院院长，对邵景文忙于赚钱而疏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学生表示不满时，法学院院长解释说，“他每年给院里是要上交利润的”，并对蓝教授的迂阔不无腹诽，“院长心里说，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帮人家打官司哪来的钱发奖金”。（2）可见知识分子的变化何尝是孤立的？那是一种系统性的变化，和知识分子一起改头换面的，还有整个学院机制，乃至于学院之外的时代。 那么对于这样的变化，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或许考察知识分子变化的具体契机，更能明白张者的态度。如果将邵景文的转变时刻理解为他在飞机上和宋总的邂逅，那么这位知识分子似乎确是因金钱诱惑而“下海”。尤其是联系到邵景文第一次收到五十万委托费时，将窗帘拉上，房门锁死，一边叫喊一边在房间里抛洒钞票的丑态，知识分子真可谓斯文扫地了。但不应忘记的是，其实早在那之前的80年代，邵景文便已改弦更张，转投法学院，放弃了人文知识分子的道路。 邵景文弃文从法有着相当具体的动因，那就是父亲之死，以及为父报仇的决心。彼时的邵景文是一个文艺青年，他写诗、吹箫，和美丽的文艺女青年恋爱，在校园里风光无两，但他的那支箫早已为他埋下人生变故的伏笔。当恋人曲霞在校广播台的访谈节目里问他世代习箫是否因祖上富贵时，他的回答不免令人尴尬：“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要饭的，一直到我父亲这一辈。就是靠吹箫要饭，不会吹箫就没有饭吃。”（3）80年代大学校园里那一曲诗意的箫声有着令人沮丧的历史，它与风花雪月的文人雅趣无关，而是意味着贫穷与乞讨。家境富足的曲霞显然并不能真正理解她的男友，她之所以可以不切实际地想象文学，并指责邵景文放弃理想，不过因父辈完美的庇护。事实上，邵景文何尝不是如此？在父亲惨死之前，这位浪漫的校园诗人同样对围墙之外的世界毫无了解。返乡奔丧让邵景文终于走出80年代的人文幻象，深切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因此邵景文才会在与曲霞争执时一再追问：“诗人，诗人能为俺爹报仇吗？！”和不少论者的判断或有不同的是，邵景文之所以质疑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转型为一名技术专家，并不是为了攫取什么现实利益，只是痛感于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无能与无奈。 就此而言，将“大学三部曲”尤其是《桃李》理解为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失落、道德沦丧的嘲讽与批判，指责书中那些高校知识分子“多有欲望放纵，少有立场坚守，了无理想主义”，（4）显然过分简单，乃是一厢情愿的怀旧心态使然。更等而下之的，是将社会新闻拿来一一对照，把小说指为对某一具体高校的影射。（5）其实，不惮于谈论自己的负面新闻，甚至乐此不疲，素来是北大的传统，也是北大之为北大的关键。自曝其短当然不是以此为荣，更不会沦落到黑幕小说的地步，而恰恰是要以批判的眼光进行痛切的自我反思。曾在北大求学的张者显然深谙这一传统，“大学三部曲”无意控诉什么人，也并不急于对知识分子的面目变换横加评判。在多次访谈中，面对记者多少别有用心的提问，张者一再表达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中国是一个转型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向一种交换关系，现在的社会单纯的学术是不能反映出价值的，必须把学术转换为经济。校园知识分子只能拿知识来交换金钱，金钱本身又反衬了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强大的经济利益使他一下子就迷失了，知识分子的选择太难了。……这种追求是对的，关键在于适可而止，把握住。”（6）“现代知识分子和过去的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更实际了，更务实了，也可能更真实了。这无法用‘好’和‘坏’来判断，也许会失去一些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东西，同时可能也会使知识分子身上增加一些东西。这会使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更加丰盈。”（7）——不难看出，张者甚至不想发出那种“世风日下”的廉价感慨。社会转型当然并不必然导致堕落，它只是将知识分子逼出了那堵自命清高的围墙，让他们像邵景文一样不得不进行己身究有何用的自我拷问，并因此去选择，去行动。转型尚未完成，未来暧昧未知，选择就难免举棋未定，乱入歧途，对此谁又有资格超越具体历史境遇去加以责难呢？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尽管在小说中张者的确浓墨重彩地渲染了90年代大学内外欲望丛生的变局乱象，却始终避免表明自己的立场。 由此我们可以对所谓“零距离”叙事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王干曾谈及《桃李》的“零距离”叙事：“在《桃李》中的那个‘我’却是一个奇怪的‘我’，他虽是第一人称，但没有身份、没有性别、没有姓名、没有语言，他只是所有时间的一个亲历者和旁观者，他可以出现在所有场所里，他能够看到、听到、感受到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言行……由于具有了这样大的自由空间，小说叙述总是‘贴’着人物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零距离。”（8）张者自己也表示：“这种‘零距离’其实是一种距离，是一种‘无我’的距离。所以小说中的那些故事既亲切又生疏。”（9）评论家和作者将这一叙事学问题讲得玄乎其玄，其实真相可能非常简单：所谓“零距离”叙事不过是因为张者本就在故事当中。张者出生在1967年，1996年至1999年在北大攻读法学硕士，他和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几乎同一时期在同一专业求学，身处同样的大时代，因此与小说叙述者“我”有高度的相似性。王干说《桃李》中的“我”“没有身份、没有性别、没有姓名、没有语言”是不准确的，张者将“我”安排在法律系宿舍里，他和师兄弟们一起上课，一起参加“老板”召集的见面会，在欧福酒吧里，他就坐在白领丽人姚旋身边，兴致勃勃地与刚结识的姑娘聊天，大家共同将荷尔蒙播洒到光线暧昧的空间当中。他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是因为他就藏在小说人物当中，分享着他们的欲望，承担着他们的痛苦，和他们一样在懵懂中做出未必理性的选择。他和张者一样，内在于他所讲述的社会转型时代。作为读者，我们难免期待张者可以站在文本外部，对那些人与事进行更加深入的理性反思。正如作为知识分子，小说里的“我”似乎也该对时代和生活保持必要的警醒。其实，只要愿意投靠那些人云亦云的庸俗观念，对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光进行嘲讽、挖苦、影射、批判并不困难，但或许张者谨慎的叙述姿态更为真诚：他坐在人群当中，有时也会对那些活色生香的情爱纠葛津津乐道，有时也不免流露出隐约的痛心疾首，但更多时候只是充满好奇和悲悯地注视着世纪之交的生动现场，不去贸然地否定或肯定，或者说，不去武断地取消那些本应自在生长的无限可能。 关于“大学三部曲”对社会转型期的“新”与“旧”到底如何认识，对于其中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他自己）如何看待，《桃李》中的一个人物和三个案件或许可以提供别样的参照。“一个人物”是蓝教授，这位对弟子邵景文沉迷商海颇为不满的法学权威，堪称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他因此就值得尊敬吗？不少论者业已指出，在90年代，蓝教授还坚守着本科生不许谈恋爱的清规戒律，未免迂腐和虚伪。（10）这当然只是个人的道德标准，本与旁人无关，无须苛责，但蓝教授在得知女儿丑闻之后，仅仅为了出口恶气，让自己“心情舒畅”，便利用教授权威将校园里谈恋爱的无辜男女棒打鸳鸯，且语带恐吓，（11）就未免令人愕然。小说此处对蓝教授的揶揄显然与倡导个体尊严与自由的社会转型期无关，倒指向某种陈旧甚至腐朽的校园权力结构。而蓝教授对蓝娜和李雨的恋爱，从最初的坚决反对，到后来的强求促成，又何尝是因为要守护什么道德底线？——“老爸的一世清誉都毁在了你的手里……老爸一直在赌这口气，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有朝一日我要证明给你们看，老蓝女儿不是在胡搞。”（12）这样一位为了面子可以罔顾女儿真实意愿的父亲，蓝娜最后的悲剧难道与他无关，难道只是象征着欲望社会的宋总一人造成的？ “三个案件”当然包括邵景文父亲的那桩命案。造成邵景文命运转折的这一重要事件其实和社会转型也没有太大关系，村支书在谋取私利激起众怒时，运作权力的方式同样相当陈旧，而村民们之所以“怕了”，是因为“听支书那口气又要搞运动了”。（13）倒是村民们盗卖高压电线以弥补经济损失和反抗支书敛财的行动，尽管出于亘古不变的民间逻辑，却多少有了些社会转型的味道。而另外两个案件，邵景文老家的“楼梯案”和令邵景文一夜暴富的“天元公司诉杨甲天28%股份投资无效纠纷案”，一个因权力而终结，一个因权力而肇始，亦同样都和某种“旧”物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当然可以将其中的种种曲折，归结为社会转型期难免出现的无序，但那“旧”物仍是理不清的乱麻中至为重要的一根线。张者在这部书写当代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的小说中，不惜篇幅详尽地讲述了这三个案件，将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利益方、不同观念及不同时代充分呈现出来，当然不会是无的放矢。叙及案件时，张者其实对邵景文的作用所谈甚少，而更多渲染了案件内外的社会情境，强调原本边界明晰的法律问题在规则剧烈变动的时刻，如何与行政权力、民间道德纠缠在一起。就此而言，张者致力于书写的，到底是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还是社会转型期本身呢？ 二 这并不是说张者的“大学三部曲”不写知识分子，而是说他绝不是只写了知识分子，更不是以一种单一、简单、粗暴的方式写知识分子。在小说看似透明流畅，甚至不乏戏谑的语言之下，包藏着张者更大的宏图。在大学校园的围墙拆除之后，知识分子已置身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张者的目的是要从围墙里面看出去，又从围墙外面看进来，立体地书写知识分子和他们所伫立的时代。 “大学三部曲”正面谈及大学校园的围墙，是在《桃花》当中。大学为顺应改革开放而拆除的北墙要修复回去，这大概会让那些对高校和知识分子怀有古典怀旧式想象的人们拍手称快。承担这项工程的是黄总的雄杰公司，该公司为此拟定了一个显然赔钱的合同。黄总赔钱修复学校北墙，并非出于公益热心，而是为了借此结识经济法权威方正教授；结识方正也并非因仰慕他的学问人品，而是希望在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挂衔的他能够在雄杰公司股票上市时投一张赞成票。如此一来，大学围墙的失而复得就变得相当暧昧，围墙恢复之后墙里那一方净土是否还是净土，也因此深可怀疑。小说将这项工程与北大恢复南墙相提并论，显然意在突显其象征意味。在引述北大校长许智宏有关北大围墙的发言之后，小说评价道：“北大校长许智宏的言外之意好像是：拆围墙是‘更新观念’，重修南墙是‘观念回归’。”（14）这里的“好像”一词，暗藏着张者不甚信任的坏笑，而参照许智宏的发言内容不难认识到，将大学校园恢复围墙视为“观念回归”，的确未免想当然了。许智宏表示：“近些年北大的校办企业发展很快，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大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小打小闹不仅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浪费资源，所以北大对南墙地带也有了新的规划。”（15）这番发言丝毫没有让北大回到过去的意思，相反，绘制了一张大学布局发展的路线图。拆除小商铺意味着产业升级，意味着大学要以更加高端的方式参与经济发展，而绝非缩回那座摇摇欲坠的象牙塔。大学校园的围墙既经拆除，便无法“恢复”，只能“再造”，而由“再造”的围墙重新确立边界的大学已旧貌换新颜，大学和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们永远不会再远离围墙外的繁华世界，因为那世界已进入校园之内，和校园结构性地融为一体。 这样一种内在转变，在《桃花》里的导师方正身上集中表现出来。方正人如其名，似乎代表了一种典范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是在邵景文事件之后，学生们吸取教训，综合各方因素考察确定的理想导师。（16）但这样一位在学生看来近乎完美的知识分子，真的没有欲望吗？面对雄杰公司的拉拢，方正的确表现出足够的理性和克制，但拿到投资顾问的聘书时他却勃然变色，表示“我这样身份的人不可能也不允许接收任何一个企业的聘任”。（17）我们由此知道他其实另有所图。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的职务虽是暂时的，却被方正无比看重，甚至在遭雄杰公司牵连，被委员会革除之后，方正一度陷入抑郁，而后性情大变。类似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这样的职务或头衔，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存在。它不是官职，却是由官方授予，代表了官方认可，“意味着其学术水平不仅被圈内承认，也被当局承认了”；（18）它不是学术身份，却以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为基础，是知识分子转换象征资本，实现世俗权力的新方式；它不会提供多少报酬，却与巨大的利益相关，尽管这种利益的取得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方正一句耐人寻味的表态，足以暗示它和利益之间更为隐秘的兑换关系：“我现在不会给任何公司当顾问，将来会不会给公司当顾问那将来再说。”（19）这样的职务将学术、权力和资本全都整合在了一起，较之邵景文“下海”诉讼实在体面太多，当然会对方正这样的高校知识分子构成巨大吸引力。如果说在《桃李》讲述的90年代末，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校园外世界给予知识分子的诱惑还是直接而粗糙的；那么在《桃花》讲述的2004年，诱惑已变得立体而精致。对知识分子来说，那甚至是一种内在于职业生涯的合理诉求，是校园内的学术与校园外的事功耦合之后形成的结构性存在。由此我们或许更可以理解方正那场题为“做多中国”的演讲，何以与他忠实弟子的炒股经验形成吊诡的反差，而在与小说之外的现实对照时，又显得格外反讽。我们也可以据此更加正确地理解小说的结尾。有论者以为方正是“为救弟子姚从新而甘愿背负论文抄袭的恶名”，（20）这未免过于善良。以方正之精明，怎会对自己弟子愚忠的本性缺乏了解？怎会揣测不出，一旦姚从新知道了自己顶罪的义举，定会挺身而出，澄清事实？经过这一番精心算计的操作，方正不仅成功将姚从新送出国，扫除了自己“爱情”道路上的阴影，学术成果也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不仅赢得了舍身保护弟子的美名，又不至于真正遭到处分。这堪称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典型的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形象，因而他在落选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成员之后的欲望迸发实在是意料之中，那正是他压抑与掩饰已久的本性。相比之下，邵景文则未免道行太浅，他所追逐的利益是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倒显得有些可爱。连张者自己都说：“其实他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首先他在学术上是立得住的，其次他对他的学生很好，对家庭也很负责。”（21） 因此，有论者以为《桃李》讲的是人文精神之溃败，而《桃花》则反其道而行之，谈知识分子的坚守，就当然是一种误解。（22）即便《桃花》当中有坚守，坚守者也绝非方正。《桃花》中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显得更体面一些，不过因为知识分子已充分理解并参与改造了社会转型后的世俗逻辑，从而将自己深深扭进这一逻辑。事实上，方正那些弟子选择导师的几条标准，看似义正词严，不同样出于斤斤计较的功利考量？而既然老少两辈知识分子都已经如鱼得水地游出围墙之外，那么张者的“大学三部曲”尽管仍聚焦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在直面时代？ 《桃花》中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张者不无突兀地在校园故事中大段插入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宏观如方正的那次演讲，微观如姚从新在股市中的屡败屡战。小说甚至特意杜撰了一段姚从新家族的致富史，以便通俗解释股票市场运作的真相。那些金融市场的风云诡谲，以及背后隐秘的权力关系，并不仅仅是小说人物行动的背景或动因。那张金融网络笼罩着改革开放之后的整个中国社会，透过透明的网丝，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只是无数企业的起死回生甚至一夜暴富，也不只是无数股民的喜怒哀乐，更是那一时代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而《桃李》当中的法律案件不同样如此？张者精心选择法律与金融两个领域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舞台，显然不完全出于个人经验。既然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领域的技术专家日益深刻地介入到社会变革当中，那么也唯有通过对法律界和金融界的书写，才能写出波澜壮阔的时代——这才是张者写作“大学三部曲”的真正目的。 三 多年之后，校园内外的两个世界更加如胶似漆地长在了一起。邵景文与方正的那些学生们星散各地，在各个岗位成为中坚力量。当年那个巨变的时代裹挟着他们，改造了他们，现在则是他们在建构和决定时代的面貌。某种意义而言，他们构成了世界本身。 当然不再需要强调他们“知识分子”的出身。其实我们已很难将他们视为知识分子，尽管他们都是身怀专业技能的知识者。在此意义上，李敬泽评论《桃李》时作出的判断极富预见性：“别提什么‘知识分子’。《桃李》这群人我看和知识分子没什么关系，他们是法学院的硕士、博士，是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他们可没打算蹲在台下冷着眼看戏他们雄心勃勃要上到台子中央，你说他们是知识分子等于说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克林顿先生也是知识分子。”（23）在“大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桃夭》中，未来已经到来，那些曾经法学院的硕士、博士，如今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们步入中年，世纪之交那个“我”默默观察的变化与应对，有了阶段性的结果。这个结果令人满意吗？容颜老去的他们似乎不无疲惫的神色，出轨的出轨，离婚的离婚，昔日同窗也曾大打出手，恨不得将彼此送进监牢。做律师的，感觉自己在法官面前永远是孙子，但就连深谙利禄之道的法官赖武，也同样满腹牢骚：“法官也不是爷，真正的爷是法官的上级领导。”（24）当然，可能每个时代的中年人都难免身陷如此破碎的生活，但至少说明，这个由他们亲手缔造的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一些。以至于那个尽管沉默少言却总是兴味盎然的“我”，也从那些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当中悄悄溜出了小说叙述。大概正因为现实不能尽如人意，他们才早早开始了怀旧，并对时隔30年的同学聚会如此踊跃。他们想要逆向穿越社会转型的30年，回到最初进入校园的记忆或幻觉，重温一次80年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大梦。然而他们却忘记了，既然这世界已经被他们重建再造，大学校园又怎可能一如往昔？他们只能看到一个面目全非的故园，姑娘们不再羞涩，爱情也不复纯真，就连男女宿舍都发生了乾坤挪移，曾经的浪漫胜地香樟树早已无人问津，倒是“上树”这一风光旖旎的暗语代代相传，终于变成性交易的代称。事实上，这些社会精英们又何尝不知道怀旧之虚妄？老同学久别重逢的激动与沉痛不已的追怀，很快便滑向了庸俗和无聊，最终在倦怠的打牌声中结束。这期间有人得偿所愿，抱得美人归；也有人一箭三雕，将师兄弟之间的握手言和变成洗脱罪名的利益算计。 所有人中，大概只有邓冰一人是怀着赤诚的深情前来怀旧，可惜，他渴望重温的旧梦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误会。魂牵梦萦的往日红颜从来不是想象中的模样，如今心满意足挽上了“大款”的臂膀；真正的爱人早在30年前便已死去，借尸还魂后虽也不乏浪漫与温情，却是出于利益的驱动，以胁迫的手段，要逼他再次进入婚姻的牢笼。这极富象征意味的死亡与“复活”，为《桃夭》带来一种哀伤的挽歌气息。“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由美满的抒情变成滑稽的讽刺，而“夭”之绝望与伤悼反而凸显出来，令本就遭逢中年危机的邓冰彻底破釜沉舟，返璞归真，回归到孤勇的理想主义。尽管在小说结尾那场模拟的法庭审判上，煞有介事的邓冰始终被视为一名世俗眼中的丑角，甚至濒于崩溃的疯子，但究竟是邓冰疯了，还是围观他的那些昔日同窗们早已疯癫而不自知呢？邓冰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成为“大学三部曲”最激动人心的宣言：“我们是法治国家，任何人都不能逍遥法外，特别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一个律师，更应该维护法律的尊严。”（25）在此法律其实已被提升到了道德的高度。就法律的层次来说，邓冰早已脱罪；而就道德的层次而言，邓冰以及他的同代人始终带着原罪的烙印。只有洗去罪恶感，邓冰才能获得他所追求的那种精神上的真正解脱，心灵上的真正“自由”。相比之下，方正一边大胆预测“牛市”一边宣扬的抽象自由，和梁石秋由华屋美妾构成的田园牧歌般虚假的自由，就未免等而下之。 张者于此再次表现出对过去年代，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而尽管小说里他的同时代人也并不足以叫人佩服，张者仍会在其中安插少数纯真憨直之徒：《桃夭》中的邓冰、喻言，《桃李》里的老孟，《桃花》里的姚从新……我们由此或许更能理解张者写作“大学三部曲”的心情。那个坐在师兄弟们之间和女孩子觥筹交错油腔滑调的“我”，身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一方面和同代人一样怀着蓬勃欲望，不可遏止地想要攫取这时代富有魅惑力的一切；一方面又同样茫然、困惑，因而尽量缄默不语。而之所以茫然和困惑，正因他毕竟还保存着社会转型之前的记忆，毕竟从80年代的幻梦中走来，残存的纯真、浪漫、理想主义在他心底埋了根，不时折磨着他，并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某一刻突然发作……这或许正是张者这一代人的特征，也是他们，及他们的文学富有魅力之处。他们并不相信过去，对现在也无把握，关于未来其实一知半解，甚至不曾信任自己，但他们的确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和强大的行动力，并且，他们还能够忧伤。忧伤当然是一种无用的禀赋，但那不正是知识分子对抗强大世界的最后一件武器吗？——就此而言，那些从感伤怀旧视角理解“大学三部曲”的论者其实也无可厚非，他们同样是在勉力操持着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件武器，向飞速轮转的世界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很多论者都认为，《桃李》写出的是一派沦落颓丧的大学景象，但多年之后重读这部小说，我居然心生几分怀念。世纪之交的北大周边，还零星卧着几家冷清的酒吧，而今连餐馆都养不起几个。“00后”的学生们似乎更愿意猫在宿舍里对着手机、电脑打发闲暇时光，呼朋引伴吃肉喝酒的大学生活已成前尘往事，缺少了醉汉的大学校园显得无比寂寞。邵景文的品行诚然值得商榷，但他和学生们亲如兄弟的平等交流还是颇有圣人遗风。而今学生们越发拘谨，老师们大概也日益庄严，一起面目可憎了起来。《桃李》出版已经20年了，20年来校园之外越来越繁荣，也越来越安定，一切秩序都趋于稳固，而那些尽管毛糙幼稚却十足有趣的（准）知识分子也因此风流云散。当名校骄子们纷纷内卷，从进入大学校门的那刻起便致力于考研与考编，似乎张者笔下那个新旧交杂的校园反而显得浪漫了起来。好的文学作品的确就像一坛美酒，时间会赋予它意想不到的醇香，只是《桃李》这一缕意外的醇香，闻来多少令人伤怀。 注释： （1）（2）（3）张者：《桃李》，第1、142、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徐德明：《〈桃李〉：“当下本体”的暧昧特征》，《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 （5）见刘育英：《〈桃李〉：校园小说 影射北大？》，《新闻周刊》2002年第19期；姜广平：《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与张者对话》，《文学教育》（中）2010年第12期。 （6）刘育英：《〈桃李〉：校园小说 影射北大？》，《新闻周刊》2002年第19期。 （7）（9）姜广平：《每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与张者对话》，《文学教育》（中）2010年第12期。 （8）王干：《人文的呼喊与悲鸣——评张者的长篇小说〈桃李〉》，《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0）见刘育英：《〈桃李〉：校园小说 影射北大？》，《新闻周刊》2002年第19期。 （11）（12）（13）张者：《桃李》，第149、228、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4）（15）（17）（18）（19）张者：《桃花》，第64、64、59、15、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16）学生们有四条标准：其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但又补充说，“在政府的某些部门要有点职务……这能在上面说上话”；其二是“要找一个导师，而不是老板”；其三是“年龄要在55岁左右”，不能太年轻，以免被诱惑，也不能太老，否则知识结构陈旧，“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没好处”；其四是“要有点人文精神，也就是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见张者《桃花》，第15-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0）王海涛：《知识精英的失落与自救——评张者的长篇新作〈桃花〉》，《作家》2008年第8期。 （21）刘育英：《〈桃李〉：校园小说 影射北大？》，《新闻周刊》2002年第19期。 （22）见王海涛：《知识精英的失落与自救——评张者的长篇新作〈桃花〉》，《作家》2008年第8期；叶云：《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读张者新作〈桃花〉有感》，《出版参考》2007年第30期。 （23）李敬泽：《快乐与罪与罚》，《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7月19日。 （24）（25）张者：《桃夭》，第275、3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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