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长篇小说《远水》，那个熟悉的张者又回来了。宏大的背景，严肃的主题，轻度的喜感，却一样能上演悲欢离合、生离死别。不禁又联想到他之前的很多小说，并想谈谈张者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小说家。
作为小说家，张者的小说体现出某种不确定性。说不确定，似乎也不是很准确，比如题材，他先写知识分子生活，后又写了抗日战争题材，近几年又连续推出“兵团”题材长篇新作。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题材上的拓展和丰富，但我又感觉到，这一过程中，张者也在试图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小说方位。在价值取向上，张者的小说喜感成分很强，这与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利弊得失如何评价，的确也是纠缠的问题。张者的创作从题材上主要有三类：一是大学校园也即知识分子题材，以《桃花》《桃李》《桃夭》为代表，也是他迄今在创作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二是关于“兵团往事”的作品，有《老风口》和《远水》两部长篇先后出版；三是革命战争题材的创作，《零炮楼》的出版和同名电视剧改编，证明他在叙述故事方面确有自己独特的一套。问题来了。张者是如何把这几种看上去互不关联的题材糅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去的，它们在形态上又有哪些异与同可以让人斟酌的呢？
我是从《桃花》开始认识张者小说的。中国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从来都是有一种喜剧性在其中。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胆小和懦弱、功名心和贪欲、知识的优越感和生活上的低能力，都会在“创造”生活故事中带出某种有趣的喜感。同情也罢，嘲讽也罢，轻度的喜感肯定是看点。从鲁迅的《孔乙己》《幸福的家庭》，到钱锺书的《围城》，再到王朔的《顽主》，他们所处历史方位不同，自身的学养和身份不同，对待笔下人物的态度也自然多有差异，但有一点或许是一致的，那就是小知识分子或将自己定位为知识分子的人物，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当中，不时会透露出某种喜感——或搞笑，或滑稽，或太过自以为是，或在现实中遭遇窘迫。这似乎成为一种题材处理的传统风格。张者还能有多少花样翻新吗？读过其“桃”之三部曲，却可以分明读出一种属于张者的喜感——有点滑稽，有点轻佻，有点讽刺，又不无同情。人物的身份定位明确，又夹杂着某种市井气息，谈吐不乏所谓的学术，又透露出赤裸裸的利欲熏心，校园生活的秩序背后又有某种纷乱不堪。张者总是能够紧紧抓住关键人物、关键故事，在其筋骨之间加进自己的议论，背景的交代烘托出一种只有当代才有的大学校园氛围和知识分子生活。“知识经济时代，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的。”老师变成了老板，接下来发生什么故事都不奇怪。张者写出知识者庸俗的一面，知识本身也可以变成攫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身份、头衔也可以变成行走江湖的名片。这其中当然也不乏知识性在其中的渗透和散发，让小说平添某种看点。可以说，人物故事、校园环境、知识趣味，与油滑戏谑、调侃玩闹、嬉戏取乐混杂为一体。人物形象并没有变形，仿佛就是生活中发生的种种，陌生好奇而又似曾相识。
张者本来可以在校园生活、知识分子题材上一路开掘下去，强化自己的风格，确立自己的“品牌”，寻找自我的突破。但他似乎注定不是一个固守一地的人，他想尝试各种题材。他想实验，更想证明。于是，我们读到了他讲述抗战故事的《零炮楼》。不过，你一样不要期望读到一个描写正面战场的抗战故事。张者笔下的抗战是与普通中国人的普通生活密切相连的，而且一样不无喜剧色彩，但这种色彩主要是通过叙述语调制造出来的，人物的行为仍然保持着主题需要的应有的严肃性。人物取名“二大爷”，叙述就不可能不是口语化的。日本军人倒有漫画化的倾向，在作者独特的叙述语调中，这些故事多少有点变形，但最终保持着正义战胜邪恶的道义要求。这种将抗战重大主题同百姓日常生活相对接的做法，其实在小说史上也是可以追溯的。比如《吕梁英雄传》，从为人物起名，到故事叙述，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轻度的喜感与分明的爱憎相协调，日常生活的情景与同仇敌忾的战斗相交叉。从全民抗战的意义上讲，这种故事叙述符合历史真实，也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小说气质，很耐人寻味。《零炮楼》在一定程度具有相同的意味。当然，其故事的走向、高潮以及结局的制造，又显现出更强烈的动作性和夸张色彩。其中的得失自然还有很大探讨空间，不过张者的小说风格倒再一次在新的题材下得到验证。
张者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是《老风口》和《远水》。他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自己记忆最深刻，也是最熟悉的地方：兵团。在新疆当代发展史上，兵团创造出来的历史中充满了传奇故事。这种传奇性，一方面，源自从天南地北来的一大群人果真创造出人间奇迹；另一方面，这一奇迹发生的进程中，又有很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发生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书写兵团历史的小说中，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立勃的作品。他的《白豆》《烈日》等一系列兵团题材中长篇小说，曾经为当代文坛吹来一股清风。兵团的往事如此复杂，如此动情，浪漫中又有悲情，奋斗中不无辛酸。这之后读到同样在兵团环境下成长的张者的小说，又为读者打开兵团历史的另一面。在我看来，《老风口》是张者用力最深，构思最精心，叙述特点最鲜明的小说。相对而言，也是张者最为庄重的一次的创作。小说设定了一个或不止一个的特别的叙述者，可以分别使用“你”“我”“他”三种人称来完成叙事。这种叙述方法所具有的灵活性，让小说显得格外灵动。一部长篇作品里不时会出现抒情的段落，这种抒情充满了真挚，也充满了画面感。“你还记得那遥远的胡杨林吗？就是那枯死的胡杨林呀！那沙漠边缘的林带不知死去了多久，树叶早已落了，树枝也被大风刮去，只剩下干枯的树身。”这是小说的开头，紧接着的第二节开始就对此做出了回应：“我当然记得那遥远的胡杨林，因为我就出生在那胡杨林边上的军垦连队里。那个兵团的连队叫26连。”这一呼一应中，不但让叙述变得鲜活，同时也交代着故事的背景，推进着故事本身。《老风口》仍然可以看出张者按捺不住的嗜好，那就是想来一点轻松与喜感，但他又很好地控制着自己，努力地，同时也是自然地完成一次认真、严肃、庄重的关于重大历史、重大题材的叙述。因为所有的故事都是由一个不见踪影的、事先设定的叙述人来“间接”推动的，这种间接性却产生意外的效果，作品的小说性明显增强，故事背后的意蕴可以让人感知，对一段重大历史的叙述总是带着真挚的感情。《老风口》是张者的一次十分投入的创作，也是一次饱满的完成。人物鲜活，故事传奇，奇特而不无喜感的故事后面，有对历史的思考，有对人物情感的理解，有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的深情。这些都保证了这部作品的正剧色彩和主流品质。
《远水》是《老风口》的续写，更准确地说是《老风口》的“喜剧版”。小说仍然是写兵团生活，兵团的建设过程中个人命运在其中的沉浮。小说在叙事上也采用了不同叙述人以不同视角介入故事的方法，基本上是奇数章节为全知全能视角，偶数章节则由主要人物黄建疆的弟弟作为叙述人来补充故事、评价人物，努力使故事立体化，使主题层次更多，内涵更复杂。
《远水》具有刻意的喜剧化设置，同时又努力想要强化纪实性。刻意的喜剧化设置，表现在主要人物黄建疆的相貌、性格设定上，他出生时就显出异样，因为父母忙于建设，根本无暇照顾刚刚出生的婴儿，黄建疆活下来了，却几乎先天性地成了斜眼，而且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及至少年之后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团队。因为这个生理的小小局限，黄建疆不但得到了一个比真名还要流传更广的绰号“黄老斜”，他的命运也因此一波三折，充满荒谬、荒诞、荒唐。他天生聪明却性格乖张，上学时纪律性远比学习要差，因为无法正视别人而常遭误会，高考时又因为眼光的方向问题而被判作弊。从此他走上了命运的不归路，几经磨难，几经沉浮，让人忍俊不禁又哭笑不得。小说的最后，张者却来了个急刹车和大转弯。即使坐了禁闭也依然桀骜不驯的黄老斜，突然变成了一个大英雄，他依靠自己独有的聪明和警觉，顺藤摸瓜地发现了恐怖分子的培训地。在一举打掉这个隐患之后，黄老斜不但受到了表彰嘉奖，而且成了人人信服的黄连长。这个光明的尾巴在一路喜感的故事狂奔中出现，本身就是其喜感的一部分。
然而，正是通过黄建疆这个人物，通过有点变形、有点夸张的一连串故事，张者却推导出一个重大主题：兵团人从一开始就是奋斗者、奉献者，可以说是献出青春献子孙。他们无怨无悔，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人物身上的喜感，也是这种乐观精神在人物故事里的体现。二者可谓说做到了最大程度的融合。虽然我有时候觉得张者有在喜感的路上狂奔的嗜好，有些情节略显过度夸张甚至油滑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兵团人整体上的乐于奉献，即使条件艰苦，奋斗不止，却仍然充满乐观，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努力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黄建疆这样的人物，你可以认为他没有规矩，不懂方圆之术，但他从未哀怨过任何人和事，总是以饱满热情去做自己想做愿做的事。他最后的立功看似偶然，有点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总是偶然成功一样，但偶然中又有着必然，那就是他热爱兵团，热爱戈壁，热爱新疆，热爱这里的人们。就此而言，黄建疆是一个可知可感、生动鲜活的形象。
纪实性是张者在《远水》里故意留下的印迹。首先，作为一部小说却配发了大量关于兵团的历史照片，劳动的情景，生活的场景，人物的形象，自然的风光，虽不求图片的精美，却无一不是历史留下来的老照片。这些照片与虚构的人物故事相配合，夸张的小说故事却有与正史相拢合的感觉。这同时也是一种小说印制上的小小创意吧。其次，张者历来都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无论是大学生活还是兵团生活，都是他长期生活、浸润其间的环境。《远水》是张者全方位展现其生活痕迹的作品。他成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故乡河南乡村、西南城市里的大学，都在小说里不时出现，对巴蜀自然风光的留恋也是小说叙述人反复重复的观点，而张者正是居于此间的作家。小说的第一节里，身为高中学生的黄建疆“不无深情地说：‘我的那方水土在四川，那是我母亲的故乡，在嘉陵江边，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是我心中的远水。’”这是一种假定，也是一种纪实。“远水”的题意原来在此。眼前的戈壁滩上，小小的绿洲叫作“一碗水”，足见其小与珍贵，而那个叫“远水”的地方，才是梦中的家乡。然而，无论命运的安排还是自主的选择，黄建疆和他的伙伴们，就如同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始终没有离开“一碗水”，没有离开奋斗的地方。比起情节和信息上的纪实，这种人生信念的真实表达是最大的纪实吧。张者努力这样表现，也很丰富很饱满地做到了。
轻度的喜感几乎成了张者小说的标识，自然也是他不会放弃的风格。作为长期关注他创作的读者，我也能最大限度地体会、理解他在喜感背后所做的正剧的努力，所要传达的严肃的主题。当然，我还不得不说，毕竟更多的读者是凭“第一印象”定位作家作品的。就像黄建疆的“斜眼儿”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一样，喜感式的故事背后的用意，也有一个如何做好表达的问题，包括故事本身的夸张、变形也有一个分寸拿捏的课题。在此意义上讲，张者今后的创作或许需要在保持自己一贯风格的同时，需进一步思考如何处理正与喜、夸张与真实、轻松故事与严肃主题之间结合、融合的关系。喜感之外要产生怎样的外溢效应，喜感之上应如何迈上更高的境界，这是他在保持小说的灵动鲜活和自我风格的同时，需要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和深化的命题。最后，我还想借用鲁迅的观点和张者探讨一下小说的分寸感问题。虽然这一定是他已知的道理，仍然可以说一下。鲁迅在谈讽刺艺术的时候，很突出地强调过两个观点。虽然张者小说的喜感并不等同于讽刺，甚至就不是讽刺，但我以为在道理上是通用的。
鲁迅在杂文《论讽刺》里说道：“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这是意在纠正批评界或文人学士里的一种偏见。“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绝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这是对读者和作家的双重告诫。
在《什么是“讽刺”》一文里，鲁迅写道：“‘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又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如果把文中的“讽刺”一词置换成我所说的张者的“喜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适合的，如是，那道理对我所论的张者而言也是适用的，至少是有启示价值的，或者，至少是拿来可以一起讨论一番小说创作道理的。鲁迅在《漫谈“漫画”》也讲过类似的道理。或许“漫画”更接近张者的“喜感”，不妨再引用几句供我们一起思考：“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地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漫画“当然也可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的，但因为发芽于诚实的心，所以那结果也不会仅是嬉皮笑脸”。我觉得其中的道理，张者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但作为创作的理论，也有需要经常去体会、去把握之处。不知张者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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