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年对文艺批评有所涉猎，所以在学习“延讲”时，重点温习了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23日讲话的“结论”部分关于文艺批评的论述，深受启发。
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批评的重要论述，见于“结论”的第四部分。他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所谓政治标准，在当时，“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现在看来，“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仍然振聋发聩，启人深思。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要体现党的主张，反映文艺家的思想觉悟，更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而“同心同德、反倒退促进步”显然是这三个方面的集成，是最大公约数，是共同的价值取向。可见政治标准并非有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狭隘、那么单一、那么呆板。关于艺术标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到了“艺术性”，他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就是说，艺术性是有高低之分的，而这个高低之分，就是文艺批评的任务，就是文艺批评家的责任和使命——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批评，“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
关于两个标准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进而提出了“三个统一”的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还特别强调，“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觉得，这个“‘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特别警惕的问题。对文艺作品的批评，重要的还是在关照文本、关注作品本身，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位的同时，切不可忽略艺术性，“标语口号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低级红”，表面看是能力不够，深层次上还是思想觉悟、观念理念上的问题，说严重点，其中可能隐藏着“高级黑”。
毛泽东同志还结合当时延安存在的八个方面的言论“例子”，诸如“人性论”“泛爱论”“光明与黑暗”“暴露与歌颂”“鲁迅笔法”“立场与表现”“方法与情绪”等等，逐一进行了透彻分析、客观评价和有力批判，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政治引领、切中肯綮的艺术指导。
今天看来，重温“延讲”，重温“延讲”中关于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如何做好文艺工作，如何开展文艺批评，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我们认真领会，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在我们作协的工作实践中，比如开展“祖国赞美诗”“世纪光芒”等征文活动，编写《跨过鸭绿江》《诗叙事：百年百人诗像》等文集诗集，包括我本人在写作出版《所幸心有所系》这本诗评集的过程中，对这“两个标准”有一定的认识，总体上是遵循的，但把关还是不够严，对会员的要求还是不够高，在文艺批评上给出的具体指导还是不够细不够准，在今后的工作中还要不断探索、不断反思、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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