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多年前，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认真的分析总结，精准地掌握了我国文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他在中共中央1942年5月2日至23日于延安杨家岭召集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在这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为中国文艺事业发展指明方向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人民性”的核心内涵。他还指出，创作上坚持“人民性”，就是“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只有这样，创作出的作品才真正具有人民性，才属于人民的作品”——这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文艺创作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今天我们体会得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的作品，应该具有积极的爱国情怀，应该关注百姓、底层，应该宣扬真善美，鞭挞假丑恶，表达百姓的真情实意。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我们的作品必然要让百姓看得懂、看得明白。如果百姓看不懂，看不明白，这些作品将被束之高阁或存于“庙堂”，它再阳春白雪，也不会具备人民性或人民性受到极大削弱。
吴芳吉先生生于1896年，他是重庆江津德感坝人士，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其才华灿烂夺目，与苏曼殊的俊逸才华前后辉映，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著名诗人之一。吴芳吉逝于1932年，可谓英年早逝。享年36岁。
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他比吴芳吉长3岁。此处先讲一个他俩的小故事：1920年7月，吴芳吉离开上海赴湖南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毛泽东表弟文强正在该校读书。因文强在学校“楚辞亭”楹柱上划改名师吴芳吉的楹句，学校欲将其“挂牌除名”，但吴力保文强后，吴文成为忘年交，常有诗联往来。一次，毛泽东、何叔衡、谢觉哉等来访文强，文强笑谈此事后，毛泽东提笔在他的诗稿上写下了赞誉吴芳吉的话：芳吉知春，芝兰其香。
1932年吴芳吉去世，这年毛泽东还在江西瑞金，其实这期间也是毛泽东人生的低谷阶段。在吴芳吉去世整整10年后，红军早已到陕北。194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
毛泽东和吴芳吉都是诗人，都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也许正因如此，他们的诗作才是“开放型”的，才是不受圈圈限制的。今天读吴芳吉的诗歌，仍可深刻感受到这位九十年前就享誉诗坛的“人民诗人”“爱国诗人”称谓并不过时，仍可感受到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浓烈情感。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吴芳吉诗歌创作实践中的人民性，这是一种跨越时间的契合。我们现在虽无法证明毛泽东早前阅读过吴芳吉的诗作，但毛泽东一定知道吴芳吉这个诗人。吴芳吉是那个时候文学的人民性的重要的实践者和探索者之一，而毛泽东则是文学人民性的伟大的号召者。
吴芳吉的诗歌不仅具有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色彩，也反映当时的现实社会，关注草根百姓，揭露尖锐的矛盾，真实地表达人民大众的追求和意愿。但是，有人说他的诗歌是“四不”即“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雅不俗，不激不随”。其实，我倒认为吴芳吉的诗歌是“四有”：即“有中有西，有古有今，古今相容，古为今用；雅中有俗，俗中有雅，大雅大俗，雅俗共赏”
吴芳吉诗歌作品中最能表现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有《仇货卖不得》《巴人歌》等。《仇货卖不得》这首抵制日货的诗作共六句：仇货买不得，仇货买不得！买了仇货，卖了中国！休将仇货污人格，信誓勿逾越！当时此诗贴满津渝大街小巷和黄包车，人人会背。此是中国第一首用诗歌抵制日货的诗作，吴芳吉也是中国第一个用诗歌抵制日货的爱国诗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吴芳吉闻讯，慷慨高歌，创作了颂扬抗日的诗歌《巴人歌》：三千子弟令如山，征衣未浣血斑斑。当时传诵一时，成了唤起民众抗战的动员令。1932年4月，他应加拿大友人之邀，赴重大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他现场吟诵《巴人歌》，身患感冒的他激昂悲愤，声泪俱下，难以自制。不料竟因劳累过度引发旧疾肺结核，当场晕倒，不省人事。
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文学创作主要体裁的诗歌更是如此。吴芳吉创作的《婉容词》可谓一鸣惊人，天下闻名，此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该诗被中国诗界誉为“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的传世之作。该诗描写了一位贤淑的乡下女子婉容被出国留学丈夫抛弃而殉情的爱情故事。诗一发表就引起文学界震惊，全国读者争相传诵，并被选入中学教材。当时的读书人只要一提到吴芳吉就能随口吟诵出：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这首诗表现了吴芳吉对受到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所迫害的中国妇女的一种悲悯情怀。
吴芳吉诗歌敢于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他的《江津城南》《儿莫啼行》《思故国行》《红颜黄土行》《痛定思痛行》等，揭露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暴行和国民党的腐败，描绘了穷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吴芳吉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一致爱戴。尤其是吴芳吉“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的名言，在文学界可谓人人皆知，而且深受人民群众所喜爱。吴芳吉这句名言，难道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没有异曲同工之道。
吴芳吉的诗歌作品中很多具凄美之感，具有生动的凄情之境，或怨恨之情，或悲哀之苦。这当然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关。比如《婉容词》中的“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只玉兔儿双脚泥上抓，一声声，哀叫她”这是一种凄惨之景。他在《两父女》的开篇之句：“乱山间，松佼佼，乱松间，屋小小。屋儿篱着墙，屋顶瓦带草，小小篱笆半围绕。篱笆上花姣姣，俏花中，蕊袅袅。蜜蜂吻着花，馨香气满坳，青青炊烟解寂寥。”这又是另外一种凄美之景象。
吴芳吉诗歌作品还具有一种清朗真实之感、场景之感。正因如此也得到广大人民大众的喜爱。如《几水歌》一、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云山四面起，井屋一湾遥。岭塔端于弦上箭，风帆密似鸟归巢。清趣无尘嚣，来往杂渔樵。二、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情。大西门外路，长忆艾卿坪。树树枝枝香桔子，村村舍舍涌滩声。风光四季明，归兴一舟轻。后面的“江团清玉盏,竹笋少娘厨。酒贱无须知价饮,街平不必倩人扶。猜拳故意输,爱客谁能如?”这是多么的清爽和真实场面。如歌如谣，群众喜爱。
吴芳吉的诗歌作品，语言非常的接地气。他在语句锤炼上有独到之处，他大胆而合理地利用了巴渝方言俚语，具有“巴蜀竹枝词”韵味。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味无穷。他的诗作具有民歌中的乡土气息，有时还口语化，显得简真自然、朴实真诚。因而百姓读得懂，看得明白。从他大胆吸收巴蜀地区人民大众的丰富的语言营养这点来看，也表现出其诗歌作品人民性特点。
吴芳吉兼师众长、独树一帜的诗体，开创了一代诗风之先河，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现代知名诗人万龙生等认为：吴芳吉是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开创者之一。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吴芳吉的这种“白屋诗体”是群众最为喜闻乐见、最易接受的诗体。江津作为中华诗词城市，作为吴芳吉的故乡，在开展群众性的诗词创作上，这种诗体具有探索性的实践意义。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为作家更应该发扬《讲话》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只有这样才能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