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专题｜李燕燕：谁来保护她——《我的声音，唤你回头》选载一

出现在我面前的李珍（化名）很漂亮，脸庞圆润，眼睛很大，充满了少女感。汤朝千评估说，她的抑郁症痊愈程度已达 90%。

资深心理咨询师汤朝千的来访者几乎清一色是女性。这个情形，跟我在法院民事审判庭了解到的情况颇有些相似，由于离婚、遗产分割继承、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等原因，到地方法院民事审判庭主张权利的原告方中，女性占多数。一位有着法律援助经验的律师告诉我，不到迫不得已，这些女性压根儿不愿意扬“家丑”来打官司。同样，不到万不得已，被抑郁或焦虑困扰的她们，也不会找到汤朝千。因为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实在有些不易。

“我为什么愿意接受你的访谈？不是愿意，是主动。听汤老师说有作家准备写抑郁救助，我就想讲讲自己的经历。”李珍说，她的语气很坦然，这与我先前的设想有很大差异。

说明来意后，李珍猛吸了一口电子烟。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她先前挂在脖子上的 U 盘状的东西，并非项链之类的装饰品，而是一支黑色外壳的电子烟。

“啊？对，是电子烟。以前心理压力太大，高中时学会了抽烟，抽烟可以解压，能让人暂时忘掉很多不愉快的东西。我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但一时半会儿又不能完全戒掉，就用这个来替代啦！”

相比之下，她和汤朝千更为热络。

李珍告诉汤朝千，她最近很委屈，因为她认定的一个好朋友背地里四处“踩”她，甚至在校园论坛上“含沙射影”，说她的坏话。据李珍描述，那个女孩子出身贫寒，在大学里被势利的女同学排挤、疏远，只有她愿意亲近那个女孩，还从经济上帮助她。据李珍推测，好友“反水”只有一个目的，通过背叛和打击李珍，向周围那些讨厌李珍的人示好。因为，身患抑郁症多年的李珍是“校园异类”。她曾经当众自残，来反抗老师和同学对她的轻蔑与排斥。

李珍对汤朝千说，这次为了出这口恶气，她会采取“非常手段”来反击那个到处造谣诽谤她的女孩，让她得到教训。她的这个想法，立刻被汤朝千否决了。

“你今年 21 岁，早已是成年人，你的同学同样也是成年人，成年人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如果她真的四处造谣中伤你，并且让你无法忍受，你完全可以诉诸法律。刚刚施行的《民法典》里就有关于名誉权和荣誉权的法律条款。”坐在一旁的我对她说。

“但是，事情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办法让她知道自己做错了。我的朋友不算多。”李珍听了我的建议，一脸惊讶。在这个女孩看来，“诉诸法律”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话说，中国老百姓自古忌讳官司，以及与官司相关的一切，能私了尽量私了，虽然常常因此节外生枝。

“事情没那么严重，我的朋友不算多”，类似这样的话我也说过，那是对替我打抱不平、愤怒不已的班主任说的。

1997年，我念高二，突然斑秃，又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这样的外表，在同学当中，尤其是男同学那里饱受嫌弃，还被取了 “秃子”“黑瞎子”之类的绰号，那段时间是我青春期的至暗时刻。唯一的优势是，我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所以在班里我还有唯一算得上朋友的人——我的同桌，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他经常在作业上得到我的帮助，待我还算友善。我受到更严重的攻击是在这个男生转学之后，我“暗恋原先同桌某某某，人家被她的追求吓跑了”一类的谣言不胫而走——造谣者是一个 18 岁的“留级”女生，她生得漂亮，人缘很好。很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嘲笑愈演愈烈，先从班里的男生开始，再发展到全年级的男生，他们见到我就吐口水、骂脏话，还有人悄悄在我后背贴上 “大霉星”之类的纸条。极富正义感的班主任是一位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年轻女孩，目睹我无缘无故被一群男生辱骂的场景之后，她愤慨不已。问过我以后，她提出要请那几个领头男生的家长。我以害怕失去“友谊”为借口，慌乱地拒绝了她的提议。因为我担心，这件事一旦激化，我会彻底被同学们孤立，甚至没有人会再愿意和我说话，而这些是我无法承受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相比于男性，女性尤其害怕被孤立。比如，一位女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张和大家一起游玩的合照，其心真实的想法很可能不是为了纪念，而是想告诉那个没来的人——看，我们一起出来玩了。

彼时的我内心希望保住自己那点可悲的“友谊”，火气正旺的班主任却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性质恶劣的校园欺凌事件。在我战战兢兢地离开办公室后，班主任便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我母亲。事实上，母亲在电话里对我的遭遇并没有流露太多的情绪，而是将她的愤怒全部发泄在了我身上——回家后，母亲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的女孩子偏要欺负你？说到底，还是你这丫头为人太软弱可欺，你要是凶一点，哪会有这些事？”她要我“泼辣一些”，然后又教育我：“根本不用理会他们，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他们说你丑难道你能掉块肉？学生嘛，把学习搞好就行了。再说了，你是女孩子，真要把那些破事闹大，反而对你不好。”

最终我是如何摆脱那些完全可以称之为“可怕”的侮辱性攻击的？许多年过去，我几乎忘了。只是清楚记得，在寻医问药治好斑秃不久，我开始改戴隐形眼镜。虽然眼睛因会不适而迎风落泪，但整体形象终究变好了一些。但是，哪怕是今天，我依然敏感，处处提防别人“可能”的敌意，甚至形成了“讨好型”人格，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敢得罪人。这些，就是我少女时代的心理创伤。更准确地讲，是放弃争取个人“名誉权”而留下的“后遗症”——那时的《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确公民的“名誉权”，但已有此提法。今天的《民法典》则明确规定，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将“名誉权和荣誉权”单设一章，正是体现了立法者对人格权及名誉权的高度重视。

可现实情况是，关于《民法典》保护的名誉权，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增强，但对某些“名誉”非常爱惜并极力保护，比如女孩子的名声。许多父母认为，要养好一个女孩远比养好一个男孩费心，一个不小心，女孩出了事，名声“臭”了，一辈子就完了。一个多小时前，当李珍坐着轻轨往我们这边赶的时候，汤朝千告诉我，李珍是一个被过度保护的女孩。从小学一年级起，母亲每天接送李珍上学直到初二，哪怕学校离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且一路上没有任何隐蔽危险的小巷。母亲永远是警惕的，至于危险的来源，她并不愿多作解释——对于许多中国父母而言，说出一些与男女之事有关的话题似乎总是令人尴尬。“性禁忌”是长期的传统，李珍从来不自己背书包，因为书包永远在母亲肩上。看着贴身保护女儿的母亲，同学们对待李珍时也小心翼翼并刻意疏远，一个女孩的孤独感由此产生，这种微妙的氛围，恰巧也是各种谣言滋生的土壤。小学六年级时，李珍吵闹着要自己上下学，开始很顺利，但有一天下午放学时，天色突变下起了雷雨，被电闪雷鸣吓到的李珍连续做了几天噩梦，母亲又开始了接送。

巧的是，我在采访李珍和汤朝千的前一天，刚刚听谢乐曦陪审员讲述了她在法院青少年庭旁听的一起少女性侵案，受害者也是一个受到过度保护的女孩。这个13岁的女孩遭遇犯罪嫌疑人后，本来有三次机会可以逃脱。第一次，犯罪嫌疑人带着她一起乘人力车，车夫看出端倪，提醒女孩子赶紧回家，但女孩闭口不言，任由犯罪嫌疑人摆布；第二次，女孩被带到出租屋，犯罪嫌疑人欲实施侵害因生理原因没能得逞，又带她出去吃午饭，饭馆人很多，犯罪嫌疑人看管很松，可女孩依然不敢逃脱；第三次，因为出租屋有其他人在，女孩被带到了一家小旅馆，犯罪嫌疑人登记开房间时，女孩竟呆呆地站在一边等着，最终女孩被带进房间遭到猥亵。

“最关键的是，女孩说她之所以不敢逃，是因为犯罪嫌疑人说自己跟她母亲很熟，如果她跑了就去告诉她母亲，说她逃学出来玩‘亲亲抱抱的游戏’，她害怕母亲教训她。因为母亲平时对她管教很严，很多事情在母亲看来是羞耻的。”谢乐曦对我说。在描述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她的面部肌肉一直在微微抽动。她也有一个女儿。

为了保护未成年女孩的名誉权及隐私权，受害人并未出庭，但谢乐曦却真真切切看见了女孩父母的悔意。

如同人体免疫功能，家庭越是以“保护”之名不让女孩与外界多多接触，女孩的自我保护能力就会越差，感染“细菌”的风险就越高。

李珍自己却认为，“肥胖”和无处可藏的“个人隐私”，才是她一步步陷入重度抑郁的泥沼几乎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

李珍告诉我，“肥胖”可以算作她心病的“病根”，现在她依然被“肥胖”困扰。

“肥胖”这个词让我大吃一惊。李珍，身高 1.64 米，体重 116 斤，浑身上下并无赘肉，是标准的“该胖的地方胖，该瘦的地方瘦”。我实在难以认同所谓的“肥胖”，但李珍告诉我，几年前她也是差不多的身高体重，那个时候她就被“以瘦为美”的同龄人称呼为“胖妹儿”。

“那个时候，社会上已经有‘A4 腰’的说法了。”李珍说。最标准的女性纤腰，应该符合一张“A4”打印纸的宽度。若以这样的标准衡量，难怪李珍被认为胖。

胖瘦虽是个人的事，但逃不开别人品头论足。同学们经常用“肥胖”和李珍“开玩笑”。在李珍看来，“胖妹儿”这个绰号既是个标签，更是个恶意满满的话柄，谁都可以用它来狠狠戳你。不仅在学校，外面也是一样。李珍到商场买衣服，刚刚拿着那条款式颇为流行的裙子走进试衣间，就隔着门缝听到几个售货员在议论：“嗨，那女娃好胖，腰跟背长好多肉，还敢试这个款式？”“小心点，到时候裙子被她撑破了我们还要赔钱。况且，我看她那样子，也不像买得起这衣服的……”

类似的事情多了以后，渐渐地，李珍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悄悄议论、嘲笑自己，说自己长得胖，不论怎么打扮都土气，整个人逐渐被一种奇怪的恐惧感笼罩：下雨天，她偶尔会惊恐地发现离家不远的一棵大树上蹲着一个半透明的“白影”；平日里独自行走，也总觉得有人在自己身后跟踪，她走得快，“跟踪的人”也走得快，脚步窸窸窣窣的，她停下脚步，“跟踪的人”也停下脚步，恐惧让她不敢回头。她能在特定环境下看见或者感受到这两种惊悚的场景，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数年。

初三时，李珍又遭遇了一次公开的嘲讽攻击。对方步步紧逼，李珍被逼到了墙角，面对极端威胁，柔弱的小白兔也会奋起一搏。这一次，愤怒的李珍与那个恶语相加的女同学发生了激烈冲突。

“她跟我打赌，说我没那个胆量，不敢动刀子。结果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拿起刀片在自己手腕上拉了条口子，刚才还得意扬扬、耀武扬威的那个人，还有一大群翻着白眼等着看我笑话的同学，全部吓得尖叫起来，作鸟兽散。”锋利的刀片割破了肌肤，很痛。倒退几年，被母亲过度保护的李珍甚至连火柴都不敢划。

“第一次在那些平时惯于欺负我的人的围观下自残，听到她们突如其来的尖叫声，我竟然没怎么感觉到痛，甚至还有一丝反抗带来的快感。”

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李珍感觉，背地里说她坏话或者当面表现出蔑视的人少了很多，大家似乎都开始“怕”她。李珍小心翼翼地学习生活，察言观色，尽量不招惹“非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觉自己对所有的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感觉不到快乐，严重失眠——常常半夜莫名其妙醒来，然后再也睡不着。

21 世纪的年轻人喜欢“百度”。根据当下的调查，有 93.2% 的城市青年在身心状况出现异常后，会第一时间通过“百度搜索”来比照症状，推测自己可能罹患的疾病。李珍打开电脑，在搜索框里键入“情绪低落”“自卑”“多疑”“失眠”等关键词，搜索结果全都指向了“抑郁症”。李珍知道抑郁症。她一开始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家长，毕竟这种精神疾病十分“特殊”。直到被各种身心症状折磨得苦不堪言，李珍才把自己可能罹患抑郁

症的事情告诉了父母。为此，母亲与父亲起了激烈的争执。母亲觉得“小孩子家家闹点情绪很正常，不用太在意”，父亲则认为“应该立刻去医院看看”。李珍向父母表达了自己希望去看病的强烈意愿。县城医院没有开设心理咨询及治疗门诊，一家三口就去了重庆的一家三甲医院。经过检查，李珍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医生要求她立刻住院接受治疗。

开始是药物和常规催眠治疗——许多抑郁症患者集中在一间屋子里，用轻音乐催眠，帮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入眠。“可是，我根本睡不着。”李珍说，一曲终了，自己的一双眼睛还盯着天花板。温和的治疗手段收效甚微，后来李珍甚至出现了“抑郁性木僵”：整个人像根木头，行动迟缓，连转动眼球都格外费力。大声叫她，老半天才有一点反应，“能听到亲人的呼唤，可是身体就像不是自己的”。之后，由于无法有效控制病情，李珍无奈接受了传说中极为“恐怖”的“电休克治疗”。这相当于将大脑进行一次“重启”。

电休克治疗其实就是电抽搐治疗，又称“电痉挛疗法”，它是以一定量的电流通过大脑，引起人的意识丧失和痉挛发作，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重度抑郁患者。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在治疗之前，医生会使用一些镇静类的麻醉药和肌肉松弛剂，以减轻抽搐，缓解恐惧感。在治疗过程中，患者仰卧在治疗台上，四肢自然伸直，在两肩胛间相当于胸椎中段处垫一沙枕，使脊柱前突。为防止患者咬伤自己，医生会将缠有纱布的压舌板放置在患者一侧上下臼齿间或将专用牙垫放置在两侧上下臼齿间，同时用手紧托下颌，防止其松脱。另由助手保护患者的肩肘、髋膝关节及四肢。

因实施全身麻醉，李珍并不记得电休克治疗的任何情节，不仅如此，还丧失了一个星期内的全部记忆。

“刚刚结束电休克治疗那两天，我意识不清，甚至连家里人都认不出来。”李珍回忆道。几个疗程下来，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意识障碍、记忆力减退等副作用悉数出现。李珍的重度抑郁症状逐渐减轻，同时因为服用某些药物而胃口大开，体重又增加了三十多斤。

虽然没有痊愈，但对于一个初三的学生来说，学习依然是首要任务。复学时，李珍的父母为了保护女儿，特意为她转了学，还叮嘱刚刚见面的班主任老师：请多多关照，千万不要跟其他人再提起李珍的疾患。因为这算是一个重要隐私，或者说是“秘密”。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心理疾病就等同于“神经病”，人们常以异样的目光来看待患者。

时至今日，许多老百姓依然习惯性地把精神卫生中心称为“精神病院”。630 路公交车站与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金紫山院区门诊大楼之间隔着一条狭窄的马路。站牌下，几个等车的路人好奇地向对面张望着。

“对呀，我们俩就住在附近的小区。没有，没有进去看过，精神病院嘛，没事儿进去干吗？”

“我有糖尿病，出门老想解手。一次在这个站等车时，实在憋不住就进到对面找厕所。我老伴晓得这事还训了我一通，告诫我千万不要再进去，里面有很多‘武疯子’，出了事他们也不负法律责任。”

事实上，诸如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院中有专门的看护病区，其中设有护栏、门禁重重防护，一般人未必能找得到。在门诊大厅排队挂号的人，大都是看由于心理问题前来就诊。

换句话说，“心理疾病”自带一种污名化效应——如同与之相似的，与“男女关系”密切相关的“艾滋病”“性病”，传统认知中与“天罚”相关的“麻风病”，以及致病性强、传播迅速、易在人群中造成恐慌效应的重大传染病。

关于是否应为艾滋病病患保留隐私这一问题，社会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因为在保护个人“隐私权”的同时，可能会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比如一名男性在婚检中发现已被感染，为了保护他的“隐私”，医院不告知他的伴侣，这就等于将另一个无辜者置于无预警的高危状态。所以，不断有人呼吁：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安全，应该把这些患者的病情公之于众。有的网民甚至建议，直接在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身份信息中添加“艾滋病”标记来提醒人们注意，以免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害。《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可能破坏他人隐私和隐私权的行为。至于“人肉”“直接曝光”等行为，不仅与《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中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明文规定相背离，也与国家深化平安创建活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

但可以探讨的是，哪些个人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应该受到保护。

有法学专家认为，在发生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的特殊时期，有关部门基于公共利益和安全的目的，需要依法公开一些信息。这就涉及如何在公布个人信息与保护公共利益、公众健康权、知情权之间做好平衡。可以公开的信息包括当事人或患者、密切接触者的个人行动轨迹，接触的人群等。但对患者的具体个人信息应该慎重，在此前提下，可以公开患者或疑似感染者的年龄、性别、职业、与既往病例关系、患病情况、部分行动轨迹、密切接触者数量等。但是，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个人的姓名、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家庭住址、肖像、财产状况、生活习惯、亲属关系等，这些个人信息和隐私不应被公开披露，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且经过脱敏处理的除外。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使患者倍受煎熬。而它与精神病混为一谈的污名化效应极易招致社会或团体的排斥。在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入职的人员在报到前要先做心理测试，如果有问题，就不能被正式录用。在单位看来，这些“心理有问题的人”，随时可能带来麻烦。

李珍的父母在恳求校方及班主任保守“秘密”保护好女儿的同时，也向学校保证，女儿的病情经过治疗目前已趋于稳定，不会做出格的事情。

李珍重新回到了学校，但她的生活却没有完全回归宁静。她需要经常请假去看病开药，每次请假她心里都很纠结，担心周围的人看出点什么。同学们起初只是知道胖嘟嘟的李珍患有慢性病，但不知道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某次她缺席体育课，恰逢长跑考核，有同学提到李珍没来可能面临补考，体育老师轻蔑地说：“不跑更好，我还怕她死在操场上呢！”面对同学们的好奇，这位体育老师便将她听来的有关李珍的“秘密”全部讲了出来。李珍回来后，一个平时与她熟络的同学匆忙和她打过招呼后，便斜着身子快速溜走了，仿佛她身上附着什么吓人的东西。那一整天，同学们对她的态度都异于往常，大家看她有点像看“怪物”，这放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肉肉的李珍平素内向少话，极易亲近。最终，李珍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了体育老师当众说的话，“我还怕她（李珍）死在操场上呢”！

“我当时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她究竟是从哪里知道了我的病情？作为一个老师，她凭什么这么说我？我要去找她理论。”李珍找到了那个体育老师，与她据理力争，要求这个老师向她道歉。很快，事件经由网络发酵，网上争论得热火朝天，李珍的隐私一度变得透明。数天后，李珍在宿舍里再度自残。

李珍没有告诉我她到底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以及学校最终给了她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她只是告诉我，后来她发现自己这样的情况基本没有隐私可言，不管在高中还是大学，一切保守秘密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因为“抑郁症”的标签已经牢牢贴在她身上了。从开始的小心翼翼，到后来无奈放弃抵抗，李珍一直承受着非同寻常的压力。高一的时候，李珍学会了抽烟。

也是在高一，李珍不稳定的病情令母亲格外忧虑，除在医院看病吃药外，母亲又开始为李珍物色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汤朝千就是在此时走近李珍，并为她提供了必要的“拉力”。

汤朝千擅长认知疗法和催眠疗法。“实际上，催眠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治疗手段，有时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汤朝千说。

汤朝千的手机里有一张心理学冰山理论图。“你看，露出海面三分之一的冰山是我们的意识，平行于海面的冰山是‘前意识’，海面以下三分之二的冰山——最多的部分，是‘潜意识’。”冰山理论来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根据这一学说，潜意识很难或根本不能进入意识，前意识则可能进入意识，所以从前意识到意识尽管有界限，但不是不可逾越。前意识处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担负着“稽查者”的任务，不准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侵入意识之中。但是，当前意识丧失警惕时，有时被压抑的本能或欲望也会通过伪装而迂回地渗入意识。

汤朝千采用的催眠疗法，除部分存在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无法适用外，能够帮助大部分患者实现催眠。“催眠中使用正面话语，能够直接绕开前意识的阻抗，直达潜意识。”

在帮助来访者李珍之前，汤朝千曾运用催眠疗法治愈了一个“性瘾者”。

一位29岁的女性，没有恋爱结婚的想法却整日被原始欲望包围。汤朝千用催眠的方法还原了这个年轻女人潜意识中的场景。女人在催眠幻境中见到了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蹦蹦跳跳地拉扯着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原来，这个女人两年前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过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当时她接受了全身麻醉，身体上并没有经受太多痛苦，但失去小孩的遗憾在她的潜意识里扎了根，并生发出了“补偿”机制，“性，能让她再度有孩子”，她的“性瘾”正是由此而来。经历了如同“祝由术”的“催眠”场景后，女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理症结，弄清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这个曾经历重大感情挫折的女人清醒了过来，开始自我调整并逐渐恢复正常。此外，还有一位来访者，一位陷入繁重工作和艰难生活的中年女人，她连续几年一直被悲伤沮丧的情绪折磨。汤朝千运用“催眠”引导这位中年女人进入一个她熟知的地方，在那里，她见到了自己牵挂已久的去世的亲人。在催眠幻境中，她与那位亲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对方正式向她告别，并祝福了她。催眠营造的仪式感驱散了现实中“女人未能见到逝者最后一面”而引发的悲伤，一切便圆满了。

为了让我看到催眠疗法的实施过程，汤朝千请来了他的一位学生。

汤朝千的工作室里有一个特殊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躺椅，椅子上垫着厚厚软软的毯子。旁边的桌上有一罐花花绿绿的糖果，都是薄荷糖和口哨糖。需要采用催眠疗法的来访者不能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或者饥饿感，这样就无法集中注意力跟随催眠师的指引。桌上有一盏香薰灯，催眠时点燃，它散发出的气味可帮助来访者更快地进入催眠的状态。

一切就绪。

拉拉你的左手，放回原处。拉拉你的右手，放回原处。

你幻想自己站在一个螺旋阶梯上，阶梯一直朝下。

你往下走，越走越深入。

你的眼前出现了一扇门，推开它。

我，我推不动。

摸一摸，你右边的衣服口袋里有一把钥匙。掏出钥匙，打开你眼前的

这扇门。

嗯……

走进屋子，你看见了什么？

这是姥姥的屋子。我看见姥姥了，她正在厨房，她在煎鱼。鱼很酥脆，没有刺。

好了，不要哭不要哭，我来帮你擦眼泪。

姥姥喊我去厕所……肚子拉空了，才吃得下去。

这位女学生带着满脸泪痕醒来。刚才，她见到了自己去世多年的姥姥。女孩是姥姥带大的，但是这么多年，她从未在梦中见到过姥姥，她很想见到她。女孩曾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母亲，并为姥姥“不来看她”感到奇怪。“那是因为姥姥怕打扰到你，她会在天上默默地保佑你。”母亲解释道。

此前，这位热爱心理学的女学生对汤老师的催眠术半信半疑，对未知事物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但这次的催眠现场，她居然走下时光的螺旋梯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姥姥。虽然姥姥的面目并不十分清晰，但花白的齐耳短发上别着闪亮的老式黑色小发卡，个头不高，穿着紫红色的外套，这些分明都是姥姥的标志。小时候，她喜欢吃“火气重”的煎鱼，她患有严重的便秘。这两件隐秘的事情，居然都在催眠幻境中显现出来了。

“看见姥姥后，我醒了过来，心里轻松了许多，工作、学习和生活上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治愈’吧。”女学生对我讲述她的感受。

汤朝千动员我也试一试“催眠术”，我拒绝了。我很清楚自己期待在幻境中遇见什么，然后得到某种程度的解脱。但我又有许多放不下又说不出的秘密，生怕在催眠中泄露出来。

汤朝千告诉我，催眠可以能帮助人们突破前意识的防守进入潜意识，然后替那些来访者问出这样两个问题：“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你能直面自己内心的创伤吗？”

对于李珍，在接待她的第一天，汤朝千便拿出一些表格，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遇到紧急事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正常的反应又应该是什么？”这样的量表，李珍需要每天填写，这是认知疗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刚开始李珍很抗拒，因为从病态恢复正常与之前渐渐扭曲一样，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后来她渐渐形成了习惯，“填写表格的过程，就是纠正非理性状态的过程”。

认知疗法是第一步。紧接着，汤朝千用催眠疗法帮助李珍回到她曾经经历的一些诡异现场。

从记忆的阶梯徐徐走下去，是一片空旷的地方。李珍发觉这些场景异常熟悉，这是自己家附近。空中飘着绵绵细雨，李珍听从汤朝千的指引走到那棵大树下，她抬起头，发现那个通体白色的“鬼”正立在枝头。她很害怕，往后退了两步。“你走近点问问它，它究竟是谁？”汤朝千提示李珍。李珍第一次有勇气直视那个令人恐惧的东西，向它提问，然后听见“白色鬼影”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她：“事实上我并不存在，是你的恐惧塑造了我的形象。”

四周一片寂静，回家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李珍战战兢兢地走着，身后再度响起或深或浅的脚步声。李珍大胆回头，想确认自己身后是否真的有“跟踪者”。这次，她终于看清了，自己身后什么也没有，一切所见所闻，同样源自她内心深处的恐惧。

“你能直面自己的痛点吗？”

“我试着，把头抬起来。”

拉力与推力并存。因为永远有被有意无意暴露的个人隐私——这就是李珍幻觉中那个藏在树丛中窥视她一举一动的“白色鬼影”，也是那个并不存在的“跟踪者”。

“从高中到大学，即使我藏好一切，但总有知情者，医院的病情诊断总是会被泄露。学校的老师们对我小心翼翼，我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学校的‘特别关照’。我的动向是学生干部向班主任或者年级辅导员汇报的重点事项。如果我有一段时间状态不好，或者出了一点小事，哪怕是情绪比较激动，学校便会立即叫来我的父母，并温和地建议我办理休学。”李珍对我说。

对于李珍而言，汤朝千不仅仅是她的心理咨询师，更是她的学业“挽救者”，他曾数次在艰难的时刻出面，以“专业人士”的身份为她担保，让她能继续留在学校。有一次，因被嘲讽“得了神经病”，刚念大学一年级的李珍在学校晚会的后台与同学发生激烈冲突，之后跑到一个宾馆自残。那一次，学校坚决要求李珍休学，父母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汤朝千闻讯从40多公里外的地方赶来，向学校保证李珍不会再有下一次。

大学一年级下期，在医生的帮助下，李珍的心理状态和体重都恢复了正常，同学们都喜欢这位笑容甜美、待人热心的女大学生。在班长竞选中，李珍以多数票胜出，但年级辅导员却否定了这个结果，其余班委的人选都根据所得票数定了下来。这样不公平的结果，当然说服不了她。李珍尽力压制住从心底涌上来的“戾气”，艰难地用“正常反应”来取代本能的“第一反应”。她决定，用最平和的态度去询问原因。在人来人往的办公室里，表情一脸严肃的年级辅导员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对李珍说：“你要明白，心理有问题的人不能当班长，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周围同学好。”说话声很清晰，周围的人显然都听见了，有些人还停下了脚步，等着看事情的后续发展。那天，李珍出奇地冷静，甚至没有争辩一句，只是点头“嗯”了一声，就离开了。

“之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想我已经能够接受不好的事情了，而且可以冷静地接受。”李珍说，“初秋的那天是一道分水岭，我不会再因为他人的言语态度而伤害自己，因为我压根管不了别人。”

李珍现在对自己外貌的认知是：胖归胖，但还算漂亮，有男孩追求。但她也有自己的疑问：同样是肥胖或者体重超常，男人不会被苛责，而放在女人身上，则似乎不可原谅，一切鄙视和伤害仿佛都是合理的。究竟是谁制订了种种关于女性的“审美规则”？

同时，她更有着关于未来的忧虑。她给我看了一则信息——关于国家卫健委“抑郁症将纳入高校体检”的通知，在微博上，该话题的阅读量已经达到 644.7 万。这则通知，源于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要求各类体检中心将情绪状态评估纳入体检项目，供体检人员选用。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也应将抑郁症筛查作为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我国精神健康措施落到了实处。但如何保护患者的隐私，不免引发相关人士的担忧，其中，自然包括尚未完全治愈的李珍，她还有一年多就要大学毕业了。

“也不知就业体检会不会有相关规定。如果这样的话，我还能就业吗？”李珍很忧虑。

“与其说这是一个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个人隐私安全是公众的主要疑虑之处。”汤朝千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不由自主地逃避这种疾病所带来的污名。”

>>>本章与《民法典》关联的法条：

第一千零二十四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