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还叫张波的时候，上的是中文系。后来到北大读硕士，却读了法律系。上中文系的时候他对文学没什么好感，读了法律系他却深情地怀念起了文学，开始写小说，而且给自己取了文言式的笔名张者，译成白话就是“姓张的人”。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我曾经猜测，这或许说明他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是一个对家族问题很敏感的人。我曾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呵呵一笑未置可否。但是最近几年，他在写作中呈现的种种变化，似乎验证了我的猜测。
熟悉张者的读者或许记得，张者最早引起文坛瞩目的，是他的校园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我称之为“桃色系列”，人们称之为“大学系列”。三部曲第一部《桃李》因与拙著《花腔》同年（2002年）出版，经常被人同时提起，我不由得开始关注这位作家。《桃李》聚焦于校园的爱情故事和学术生态，但用的是年轻学子的视角，有一种发现了生活秘密的喜悦，笔调轻松幽默。到了《桃花》，张者运用了自己的法学背景，写的是证券法师兄以玩世心态搅入情感游戏，最终却为情所困的故事，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罪与罚”。及至《桃夭》，小说已是回忆性视角，三十年前的情爱与猜忌扑面而来，轻喜剧式的故事却透露出人到中年的张者苍凉的心境。我之所以重新回顾张者的名作三部曲，是想说明，张者的故事虽然常常给人以轻松俏皮的印象，但小说的视角、主人公的知识背景、经历和喟叹，都说明张者其实入戏很深。
三部曲之后，作者从桃园生活转向新疆题材。这还是与作者的经历有关，因为张者是新疆建设兵团子弟，称为“兵二代”，就是被父辈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那一代。他的《老风口》虽然写的是自己父辈的生活，但毫无疑问，那也是作者童年经验的呈现。对主人公胡一贵（外号胡日鬼）的性格、命运的展示，既有张者的惯有风格，又有新的拓展。事实上，正是通过《老风口》，我看到了作家张者的稳定性和丰富性。他有能力去表现性格各异、文化传统各异的人物，并让他们在恰当的叙述链条发展出各种的命运。这部多少被忽视的作品，对张者而言其实是一部相当重要的长篇小说。需要再强调一句的是，这部作品的出现，预示着作者一旦跳出桃之夭夭的都市和校园，西部的酷烈就会随风而至，但是酷烈中却带着不泯的柔情。
这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后来又写出了相当深情的中篇小说《远水》，以及他近来捧出的《虚构的花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正如《虚构的花朵》所写到的，沙漠与绿洲只有一步之遥，一条细细的水渠将之连接起来。事实上，就文本而言，那涓涓细流连接的是两种生活、两种心境、两种风格。位于水渠旁边的兵团子弟学校的学生张波，从水渠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更多人的影子。这三篇小说，可以放到一起来读。尤其是《虚构的花朵》和《山前该有一棵树》，几乎可以看成一对龙凤胎，一篇阴柔，一篇阳刚。《虚构的花朵》讲述了特殊环境下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忧伤；《山前该有一棵树》却讲了一棵向死而生的胡杨树的故事，让人读后臂膀耸起。这两部小说，故事性都相对散淡，类似于回忆性散文，但其中隐含的戏剧性冲突却极为生动：在人生的门槛，小主人公都第一次经历了成长和死亡。我阅读的时候，不断想起海明威笔下的密执安营地，想起海明威的尼克故事集。
总的来说，张者的写作越来越内敛了。某种意义上，随着回忆的加深，张者的小说是以“去风格化”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风格化。我将张者近来的写作，看成是他的“朝花夕拾”。小说的人物、场景，如同天幕下的某种剪影，情节似乎只是剪影与剪影的位移。当然，你可以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去品读这两部小说，可以从成长小说的角度却分析它们，甚至可以从地方性写作的角度去考察它们。但我最感兴趣的却是，从早年的“桃色系列”到如今的“西域系列”，张者的小说都有哪些变化中的不变，以及不变中的变化？变化与不变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张者眼下的小说？
张者近年就像一只候鸟，冬天在重庆，春暖花开时来到北京远郊一个叫湾子的地方。他在那里读书写作，养花种地。孤寂似乎是难免的，但他却是相当享受。早年北大校园里的那个长发飘飘的、浑不吝的、逃离式的法学硕士，如今成了一个双鬃有霜的、嘘寒问暖的、披月荷锄的人，这当中已有多少岁月流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他的心魂其实从来没有彻底安定下来。比如，他总是一遍遍地回到新疆。没错，说到去新疆，他说的都是回新彊。我开头说过，他应该是个怀旧的人，对父母生活的地方、对自己的童年记忆有着深刻感受的人，如今看来没有说错。对他来说，回新疆大概就是马尔克斯所说的“重回种子的道路”。所以，他的系列故事肯定还会继续，因为种子总是要再次发芽，并且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