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把向求纬老师的《老乡何其芳》和闻捷的《复仇的火焰》作一个比较，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心里，但因为忙于写作谋生，直到最近才静下心来，把两部书重读一遍，于是就产生了这个题目。
闻捷是我喜欢的诗人，不仅仅是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能写出《天山牧歌》这样优美的爱情诗篇，更在于他学习和吸收了维族民歌精华，写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长的文人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向求纬老师是我崇敬的一位长者，一位高产的作家和诗人。对他的散文，我曾下过一番心血来研读，得出一些结论，比如朴实的叙述，方言的化用，细节的原始等等，相当的独到，可以说，他的散文，有着独特的个性。由于自己在2000年后，基本不写诗，也就没有研读诗了，这部《老乡何其芳》的横空出世，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从古至今，用诗来作传纪的，除了民歌，文人这样写的，还没有，所以向求纬创造了一个第一，不管人们对这部诗作如何评价，就其文学史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是用诗作传记，拓展了诗歌的功能。
诗是用来抒情的，这是古今中外，各个民族都公认的。即使是我们称之为叙事诗的，也就是些小故事，而且是不完整的故事。比如《木兰词》，其实仅写了木兰从军，而且差不多以感咏为主，以作者内心抒情为主，叙事性是不足的。这也是中国传统诗词的共性，更注重的是作者的内心感受。再如杜甫的《三吏》《三别》，说它是叙事诗，还有些勉强，因为仅是从一个点出发，作者以议论为主。所以说，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传统诗词中，所谓的叙事诗，量非常小，不太成熟。
现代新诗中，以《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为代表的叙事诗，实际是以人物的命运为故事的中轴，来咏叹现实面前人的悲剧，人的苦难，以及现实对人性的扭曲，从而批判万恶的旧社会。而且篇幅不长，和当时的政治联姻。“宣传大于艺术”。
李季、阮章竟为代表的这辈诗人，对诗的叙述功能有拓展，但还没有到达比较成熟的阶段，有着明显的民歌痕迹。
新时期一度对小叙事诗提倡，但昙花一现，产生的优秀作品极少，除了作为作家的贾平凹的《一个老女人的故事》还能流传外，几乎很快被文学史遗忘。
而向求纬老师的《老乡何其芳》，全书225000字，足以令人“恐怖”，我没有计算过多少行，但274页，厚厚的一本，沉甸甸的。这部书对文学史意义不再哆嗦了，因为它拓展了诗的叙事功能，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以诗叙事的成熟性，让现代诗生存空间变广。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能称为叙事诗的，主要是《孔雀东南飞》，但它不是文人叙事诗，是汉乐府，是真正的民间文学，可能在流传过程中，有文人加工，但究其本质，还是民歌。
另一部流传广泛的是《陌上桑》，是一篇喜剧性的小叙事诗。实际上，就是一篇官吏对采桑女性骚扰的片断，在轻松愉快中，写出一个采桑女的高尚品质。但这篇还是民歌。
《木兰词》也是民歌。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文人创作的，最多是文人加工的。
现、当代文学史上能称为叙事诗的，就是这几部——
《王贵与李香香》，作者李季，是学的陕北民歌体。吸收了大量民歌中的比兴手法，是现代文学史上是最成功的叙事诗之一。
其它如田间呵，阮章竟呵，作品的内涵相近，方法也是学的本地民歌体。
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在化用民歌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这么说，虽然仍有民歌的痕迹，但已轻了不少。比起上一代诗人，更加清新，更加随意，更加自然。
而向求纬老师的《老乡何其芳》，已看不到民歌的痕迹了，这是叙事诗的一大进步。虽然，早年的向求纬，也曾从大巴山民歌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这在他早年的代表作《喊海谣》《当归谣》中历历可见，四十多年后，向求纬老师在创作上已臻化境，早摆脱了民歌体这种形式的束缚，独创而神行了。所以《老乡何其芳》对文学史的又一大贡献，就是让叙事诗彻底从民歌体中解放出来，标志着文人叙事诗在艺术层面的成熟。
三是夹叙夹议，传和评有机结合，具有独创性。严格地说，《老乡何其芳》应当叫《何其芳评传》，因为全诗中，作者的评议颇多。
何其芳是好诗人，好作家，甚至一定意义上的好评论家。这些年，我因编辑内刊《何其芳文墅》，阅读了大量的何其芳诗歌和评论，对其创作，有粗略的了解。何其芳也不是完人，多多少少都存在缺点和错误。这些，都为《老乡何其芳》的创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向求纬老师知难而上，而且敢于评议，这需要勇气需要胆略。当然，我并不完全赞同向老师的评议，但承认他敢于这样写，是对文学史的一大贡献。自古以来没有人这么写过，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应当受到应得的尊重和赞扬。
我不是评论家，也不是诗人，这些年以发表小说和散文谋生，是个真正意义的上“自由撰稿人”，这样的文章不一定能写好，不过一家之一言吧，请向求纬老师和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