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　省识散文诗人的身份和姿态

有些停止和断片……我又反复回忆，拾掇我阅读的印象，终于蹦出一个命题：还乡，省识散文诗人的身份和姿态；作为我阅读、评赏的端点，并以此撒开。

众所周知，散文诗的身份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界定，导致散文诗文体的焦虑、模糊、尴尬，难以归类。放进散文行列，纳入新诗范畴，混血儿，非驴非马……至独立文体提出，仍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争论没有太大的价值，廓清或不廓清也不影响散文诗人的身份和姿态。我只想说出我的看法，梳理零散阅读的感悟，探讨一个散文诗人的人生轨迹和创作走向，挖掘和释放出个体之于群体的启喻意义。

一个散文诗人，首先他应该是一个行者。古人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放在过去，万卷书应该很多，为常人所不及；放在当下，其量就很容易完成，绝大多数人都不成问题。而行万里路，在今天交通高度发达和便捷条件下，更轻而易举。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像今天这样让我们享有行者的便利，让我们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完成向诗人身份华丽转身或嬗变，关键是我们要拥有诗人的情怀和姿态。在这一点上，周鹏程做到了。他散文诗第一辑“山水行吟”，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榆树掉队了，沙杨喘着粗气也无法跟上”（《赤峰路上的随想》），火车疾驶、风驰电掣和诗人急切的心态表露无遗。“头上就是云，我小心翼翼奔跑，害怕碰碎了洁白的云”（《贡格尔草原的云》），这是直觉，信手拈来，没有丝毫矫情和修饰。有时候，我们困在书房里苦思冥想，反复揣摩，也拿捏不定，写不出一两个好句；可一旦走出去，就很容易妙手偶得。这让人想到陆游诗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又想到他的另外两句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事实证明，天成、偶得的诗，常常是好诗，可流传千古。鹏程“山水行吟”中，有很多天成、偶得的佳句妙语，诸如“每一块石都长着龙的鳞，每一块石头都像龙在飞腾”（《秋风问石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重庆最南边的一张笑脸”（《秋天的万盛》），“巨浪与石壁用情人的方式，彼此伤害，一个转身而去，一个孤独终老”（《夔门悟》），“一棵树和它的满堂子孙，躺在夔州的名字里任人抚摸”（《一棵树》）。这些诗句，我不敢说它们有多天成、多妙手偶得，能否传诵和流传，至少是诗人性情的流露，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结晶，相比那些终日关在象牙塔中的苦吟和所谓的“奇思异想”，生命力要强盛得多。

散文诗人的第二种身份和姿态，应该是思者。梁简文帝曰：“诗者，思也，辞也。”一个思，说明诗要有思想、思考；思之深，才能意之切。一个辞，辞之新之异，诗才之美之精。换用海德格尔的理论，诗人必须先是思者，诗必须是思的产物。无思不成诗，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以思维诡谲、思绪混沌、不知所云、让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陷于糊涂和迷惘为得意，以为那样才是先锋、才是高深；不明白真正思者的诗，是有路径可循，它深奥而不晦涩，是理论的积淀，是思想的蕴藏，是个性体验的提淬。周鹏程散文诗第二辑“人生散曲”，便切中肯綮。“人生”是思之倚赖，思可倚赖自然万物，但更多依附人生、依附社会；倚赖自然万物，最终还是为人生社会服务，是思走向人生社会的另一种途径。散曲是诗经过词（长短句）演变后选择的一种形式，更贴近俚俗，又不失音乐的韵律。与诗隔远，与散文挨近，这或许是作者仔细考量后抉择命名的原因。“我踩痛了成都的骨头，流出的血是今夜的美酒”（《董家桥》），只有思才可能有这样的感悟和出语。“时间是白色的。不然，我们的青丝，何以变成白发？”（《时间是白色的》），很自然的联想，轻若蛛丝，但不失思之分量。“不要小看这只乌鸦！嘴上挂着老乡、抱团等热烈的字眼。/它堂而皇之钻进一个社团。/它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卑微和黑暗”（《乌鸦》），从传统思维中跳出，以反讽面目呈现，贯穿着社会人生经历深刻悟思的金线。这一辑意象、意境稍微弱化，可思之成分补添了诗性砝码。

诗，离不开情感。在浪漫主义时代，诗的情感得到了最大的呈现，情感成为诗歌的集中体现，情感成为诗人所追求的最终的艺术审美理想。华兹华斯把诗歌的情感看成诗歌的灵魂。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又说“诗者，根情”，更直言不讳。那么，情者，就应该是散文诗人的第三种身份和姿态。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荷尔德林也有“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衷情/返回故里”的诗句。说到这里，我们普通人很不解，从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看，过去是旧，是逝去，是落后，有什么值得念念不忘和反复歌咏？他们恰恰忽略了情，忽略了诗人的赤子之心，忽略了“还乡”是一种艺术手段，是发掘真善美，是高尚人性和可贵品质，是情最好的依托。几乎所有真挚动人之情，都是从旧和还乡中衍生而来。第三辑直接命名为“旧年的雪”，也作书名，就是深味其旨。在诗人笔下“炊烟是回家的信号”（《年关》），可眼下我们已找不到“炊烟”，找不到“回家的信号”了，惆怅和失意已成为永远，足见诗人用情之深。“秋风从我的梦里穿过，我突然想起了一口水井。/老井，是否如我的梦一样，已经欲哭无泪？”（《想起一口水井》），快速的时代变迁，巨大的人性落差，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阵痛，在这里得到了最直接的反映。“父亲走了，母亲就跟着走了，长兄也走了。/他们走得不远，就在老屋后面那块地里，在芬芳的泥土里聆听故乡的声音”（《老家的老屋还要老多久》），一切都不复存在，特别是当亲情也不复存在时，你就会深刻体味到“访旧半成鬼，惊呼热中肠”的哀痛，和那种想还乡又怕还乡的矛盾心理。不是诗人弄情太深，而是水到渠成的迸发，从“旧年的雪”一词中，不必多读你也能揣摩出诗人情的蕴藉。

散文诗人的最后一种身份和姿态，我觉得应该是志者。志是一种古老的文体，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志者，记也。”西晋张华《博物志》，是志怪小说集。干宝《搜神记》，是古代神话小说。蒲松龄《聊斋志异》，是狐仙小说。“志”的另一个余脉体现在史书，如陈寿有《三国志》，司马迁有《史记》。当然，“志”不仅是诗人身份和姿态的标识，也是所有作家和艺术家的标识，不过他们运用的手段和形式不同而已。最后一辑作者取名“灯下漫笔”，字面上看，更符合散文特征，似乎也更合乎“志”的体例要求。这里，我们不必担心诗人会滑向散文一途，作为一个诗人，他诗意的发现和诗性的表达，是无处不在的，是很容易被所见事物激活的。如《月光下的大雁塔》“此刻，月光为梯，送我们回到公元652年”，《拦路酒》“必克古寨，我喝下九碗青春荡漾的霞光”，《西南大学的玉兰花开了》“十万多玉兰花，十万件白裙子。/十万件红裙子……在春天起舞”，《与一只蝶妖巧遇》“我送她半壁江山。/一条河嫣然一笑”，《脐橙帖》“大地的汁液，天空的光芒，都顺从了你的甜”……即便漫笔真的诗性差一些，可它完成了“志者”任务，留给后者，也将是一份份他诗的启迪，或其他文学元素再创作的启迪。

前面我已说过，散文诗文体的身份可以模糊，可以一时难以界定，但散文诗人的身份必须明确，散文诗人的姿态必须明晰。从周鹏程《旧年的雪》中，我欣喜地看到这一点，这是此散文诗集价值所在，也是我断断续续读完，并沉思良久，下笔写成拙评的动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