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年份，2017并没有什么特别。在偌大的宇宙中，它只是很普通的一年，而且是地球人自己给定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它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它或许稍微长一点儿，但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它会变得越来越短，从365天不断缩小为一个小点，直至最后融入历史长河之中。
而在这一年，中国的新诗界却比较热闹。这和新诗诞生的一个时间节点有关。
在诗学界，关于新诗诞生的时间至少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1917年，当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二卷六号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蝴蝶》《风在吹》《湖上》《梦与诗》《醉》《老鸦》《大雪里一个红叶》《夜》），有人认为那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标志；第二种说法是1918年，当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一号改用白话文，并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人的九首白话诗（胡适四首，沈尹默三首，刘半农二首），有人认为这些作品才开了新诗创作之风气。当然还有别的说法，比如认为新诗观念的诞生比这两个时间点还要早一些，甚至找到了一些类似白话诗的文本作为证据。从朱自清开始，学界的大多数人都认可第二种说法。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一开篇就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我当然也倾向于这种说法。1917年之前肯定有新诗（白话诗）观念的出现，但一种文体的诞生不是以观念的出现为标志的，而应该以相对成熟的文本出现为标志。胡适在1917年发表的作品自然有白话诗的气象，但更多的还是类似于“放脚”的旧体诗，作为新诗的文体特征还不够明显。而且，1917年的《新青年》上，除了胡适的几首诗，几乎没有再出现过类似作品，没有形成新诗创作的潮流。1918年初出现的九首诗，不但将个人探索扩大到群体创作，在文本上也更自由，更符合白话的特征，关键是，当年开始的《新青年》多次发表白话诗作品，同时延伸到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使白话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并最终代替文言作品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不过，我不想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展开更详细的讨论，因为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不会花费太多的心思关心这些问题。我只是想说，新诗的诞生无论是在1917年还是1918年，2017年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如果承认新诗诞生于1917年，那么2017年就是新诗诞生一百周年；如果承认新诗诞生于1918年，那么2017年可以看成新诗百年的“收官之年”。人们都可以在这个年份找到一些“狂欢”的理由。事实正是如此。2017年，全国各地的许多诗歌社团、期刊和其他一些文学组织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庆祝活动，评选了各种各样的奖项，不少人挣到了一个又一个“奖牌”，整个诗坛呈现出一派热闹非凡、盛世狂欢的景象。
但是，真正的诗歌是安静的、向内的。2017年的诗歌没有因为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而突然沸腾或者暗淡下去，它只是按照自身的规则静静地延续，就像延续诗歌文化的血脉一样，甚至只是像一条小溪，一点一滴地汇聚，仅仅是因为还在不断发展着的新诗不能够被阻断前进的步履。据我所知，重庆市作家协会早在几年前就有按照文体编辑出版文学年选的计划，只是到了2017年才得以实施。这个年份不是故意挑选的，只是恰好遇到了。
本选集是由王顺彬、金铃子代表重庆市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具体负责编选。我相信他们对重庆诗歌的了解和判断诗歌优劣的眼光。但是，当我拿到这本书稿的时候，还是产生了很多感慨，也获得了一些惊喜。
老一辈诗人慢慢淡出了诗坛。在这本年度选集中，20世纪3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诗人几乎没有位置了。这让我感觉有些悲凉。不少出生在这个时段的诗人在年轻的时候为重庆新诗乃至中国新诗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是，随着年事越来越高，他们创作的作品也就越来越少，有些人已经看不懂，跟不上当下诗歌的潮流了。时间是残酷的，艺术的发展也是不能阻挡的，在新诗发展中，总会不断有新人出现，不断有新的抒写方式出现，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而且，在正常状态下，人们的阅读趣味、审美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诗歌队伍中新人取代老人是自然规律，也是艺术规律，我们无法阻止。不过，我历来对长者怀有敬意，我们的诗歌能够有今天，那是前人不断摸索的结果，是前人经验与教训的积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作为一个诗歌爱好者，我会记住那些写进了历史的前辈诗人，记住为了诗歌艺术而默默探索的前辈诗人，甚至记住那些最终被普通读者忘记的前辈诗人，希望他们能够以健康的体魄和心态，关注和支持比他们年轻的诗人的创作，关注更加丰富多元的新诗。
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诗人分化比较明显，有一些已经基本停下了创作，有些在创作数量上明显减少，但还有一些诗人在坚持着，不断探索新的诗歌之路，不断推出新的作品，比如傅天琳、李钢、华万里、柏铭久、王明凯、谭朝春、谭明、施迎合、王顺彬、吴海歌等等，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拥有比较丰富的艺术储备和创作经验，这种储备和经验既包括精神层面的，也包括艺术层面的，这些经验在新的时代语境之下依然散射出来，闪射着耀眼的光芒。相比于年轻时候的闪耀，他们现在的创作更沉稳、更具有底蕴，虽然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探索性等方面不一定能够引领诗歌发展的潮流，但他们推出的作品是厚重的，也和已经积淀为普遍共识的诗歌观念更为合拍。这样的诗，可以为我们提供多元的、丰富的艺术营养，是重庆新诗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在这个群体中，傅天琳、李钢在年轻的时候就拥有了全国性的诗名，他们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获得过全国新诗（诗集）奖，傅天琳在年逾花甲之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是重庆获得该奖的第一人，他们现在依然是这个年龄段的重庆诗人的名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是当下重庆新诗创作的主体力量。这本年度选集里，差不多一半的入选者都是在这二十年出生的。他们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候，人生的积累已经到了火候，艺术观念相对定型但没有僵化，艺术的探索精神依然存在，而且有时间、有精力、有心力去对人生、现实进行深度打量和思考，去关注和思考诗歌艺术的现状与走向。李元胜、冉冉、冉仲景等毫无疑问是“60后”重庆诗人的代表，他们长期坚持创作，作品的个性鲜明，在诗歌界拥有较大的影响。李元胜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为重庆诗歌争得了荣誉。而杨矿、吴向阳、何房子、简云斌、赵兴中、钟代华、彭逸林、欧阳斌、唐诗、哑铁、冬婴、张天国、刘冲、石子、李尚朝、海烟、王老莽、周航、郑立等等，也以各自的艺术探索获得了大家的认可。重庆的“70后”诗人相对比较集中，张远伦、唐力、杨犁民、宇舒、李海洲、朱周斌、金铃子、刘清泉、姚彬、徐庶、宋尾、梅依然、泥文、白月、周鹏程、张守刚、李苇凡、红线女、熊魁、何真宗、单宇飞、海清涓等等，在艺术追求上异彩纷呈，体现出多元的艺术探索路径。不少“70后”诗人还处于可塑性很强的年龄，有些已经获得诗名，有些还在逐渐成长。最近几年越来越为人所知的梦桐疏影（张鉴）、弗贝贝、简、阮洁、蒋艳、蒋兴明、泣梅等诗人，都有不错的收获，而且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假以时日，他们定然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诗人甚至更年轻的诗人，可以看成重庆诗坛的新生代，他们也逐渐成长起来。相比而言，重庆的“80后”诗人在数量和影响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显现，人数也相对较少，蒲俊杰、杨康、吴小虫、谭词发、王步成等都是其中比较有特点的诗人，他们在不少报刊发表了作品，但愿他们能够坚持下去。“90后”“00后”诗人是重庆新诗未来的希望，这个群体有些已经显示出让人惊喜的创作实力，有些才刚刚走上诗坛，余真、左手、张勇敢、楚茗、陈放平、孙澜僖、徐毅等等都有各自的特点。尤其是余真，她的诗歌感觉很不错，在感受生活的敏锐度、语言表达的陌生化等方面，具有相当突出的天赋，其作品已经走上了不少有影响的刊物，也获得了不少奖项，还参加了“青春诗会”，是到目前为止参加“青春诗会”年龄最小的诗人。这些年轻的诗人在艺术观念、艺术手法等方面还没有完全定型，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只要他们不断夯实文化、生活积累的根基，在关注诗歌艺术历史的同时也关注当下诗歌发展，在关注外国诗歌的同时也思考中国诗歌的走向，在关注自己创作的同时也关注他人的探索成就，认真处理好个人与历史、文化、时代和他人的关系，相信他们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我甚至认为，他们必须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重庆新诗的未来需要依靠他们来支撑！
我没有和编者详细沟通入选诗人、作品的具体标准，比如哪些诗人可以入选，在哪种级别的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可以入选，等等。如果我们细心梳理，就会发现，在我们熟悉的重庆诗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熟悉的名字，他们在过去属于重庆之外的诗人，而现在因为退休、工作等原因较长时间生活在重庆，甚至和重庆诗人打成了一片，比如洋滔、娜夜、苏枍北，等等，还有一些在重庆的高校读书，而后又逐渐离去的大学生诗人。这些诗人的入选一点儿都没有问题，一方面，他们在重庆生活、创作，在重庆留下了他们人生中的一个独特的诗歌时期，肯定会在他们的人生与艺术历程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诗人中有很多是影响不小的诗人，娜夜还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他们在重庆生活、创作、交流，给重庆诗人、诗歌创作带来了一种外在的艺术营养，是对重庆诗歌发展的支持。在入选诗人中，还有一类诗人，我们通常称他们为“重庆籍诗人”，这些诗人出生在重庆，但后来一直在外地工作，为了加强与这些诗人的联系，以家乡人的身份关注他们的创作，收录他们的作品也是没有问题的。根据我的了解，本书就收入了李永才、赵晓梦、刘德路、熊游坤、杨胜应等人的作品。不过，如果信息掌握不准确，这类诗人最容易出现遗漏，我们至少还可以列举很多具有这种身份的诗人，比如叶延滨、张永枚、张永权、鄢家发、梁平、刘滨、李亚伟、柏桦、何小竹、庭屹、谢长安，等等。如果这些诗人甚至更多的诗人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受到关注，那么，“重庆籍诗人”的队伍可以壮大许多，也更能够体现重庆诗歌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强大的延展性。
就作品数量来看，重庆诗人在2017年发表的作品还是很可观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全国重要刊物、报纸发表作品，尤其是发表组诗、长篇作品的人还不是很多。如果仅仅依据刊物、报纸的级别来确认诗歌的优劣和影响，或许可以说，重庆诗人的整体创作水平、在全国具有的地位和影响都还有待提升。这种评价的角度肯定存在偏颇，就如学术界按照刊物级别来认定科研成果的质量一样，受到过很多质疑。不过，全国有影响的刊物、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长期的口碑积累而获得地位和名声的，一般来说艺术视野更为开阔、选择稿件更为挑剔、艺术要求更高、读者的范围也相对更广、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越大。因此，从刊物、报纸级别的角度评介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文学成绩，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具有提升的空间就拥有潜力和希望，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属于未来重庆新诗的光芒。
我不知道编者具体的稿件来源和选稿标准，但是，根据所选文本看，我估计主要稿件来源是自由投稿，这种方式自然有其好处，相对比较简便，但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可能会遗漏一些安静的写作者，入选作品也很难说就是重庆诗人在2017年发表的最优秀的作品。因此，编选这本年度选集只能算是完成了一个任务，不能说它就一定代表了重庆诗人在2017年度取得的成绩。如果今后继续编选类似的选集，或许可以考虑改变一下稿件收集、选择的方式：一是制订收稿标准，比如哪些报刊发表的作品才能收入，哪些报刊则不予考虑；二是将重点作者约稿和自由投稿结合起来，尽量避免遗漏当年的重点作者及其作品；三是对入选诗人的身份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比如“重庆籍诗人”就比较复杂，在外地工作的重庆籍诗人很多，有些人在诗坛上具有不小的影响，但他们或许没有见到征稿消息，或许不会主动投稿，因此，对于这部分诗人，要么不收，要么主动向他们约稿，否则就可能给人一种印象：重庆籍诗人似乎没有几个！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完全针对这本选集的。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重庆的诗歌爱好者，我一直关注重庆诗人取得的成绩，也对重庆诗歌的未来满怀希望。即使指出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也是因为我希望重庆诗歌发展得更好，希望重庆诗人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如果有说得不妥当、不全面甚至存在偏颇的地方，希望朋友们予以批评指正。
（蒋登科，文学博士，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重庆市北碚区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获得多项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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