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山不高，老屋就坐落在山脚的地方。屋前，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如龙似蛇蜿蜒游走，漾起层层涟漪；又似一张巨大的弓弩，用卵石射落了月亮，飘浮在黑夜的河面上。屋后，山峦就像养过的那头花牛，强壮而不失温顺，翠绿而又多彩。

儿时懵懂的记忆中，老屋很矮也很小，矮得大人用手就能摸到它的檐角。小得堂屋也是卧房，我和大哥二哥挤在那张吱嘎作响的木床，梦着捡到钱，买了糖。

屋上盖的是少许的瓦片和多数的稻草，麻雀整天在草屋上用嘴啄用脚刨，气得爷爷一边跺脚一边“兑……兑……”地吆喝，拐杖用力地在空中一舞，它们便一窝蜂地飞到了地坝边的李子树上，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可爷爷一转身，它们又旁若无人的飞到草屋，叽叽喳喳地找寻瘪谷，松散的稻草从屋檐边缓缓飘落，落下的还有爷爷漏雨的担忧和挂在脸上的苦笑。

奶奶走了，爷爷老了。父亲从爷爷肩上接过了担子，用勤劳、用节俭把准家的航向，老屋也从爷爷留下的“胚子”里继续成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父亲振兴老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三亲六戚出的出力，帮的帮忙，在老屋周边放倒四五十根柏树、麻柳树、青杠树。木匠爬上屋顶左看右量，冲正的树木被断成横梁或檩子，弯翘的木材则锯成了桷板。母亲守在瓦窑边，一把接一把地将柴禾送到火堂，黄色的泥瓦胚经过两天两夜的烧制，摇身换上了黝黑的衣裳。烧窑师傅从窑子里取出一块，用手指轻轻一弹，“嗡……嗡……”如钢似铁的颤音张开了老屋跟随时代变迁的翅膀。

趁着冬日的暖阳和农闲时光，父亲请来了筑墙师傅，墙锥不断地锤打和夯实，泥掌反复地拍打和抹平，老屋仿佛喝了一碗神奇的“生长素”，陡然长高了2米多。屋旁那棵曾高过它半个头的杏树，也只有怯生生地抬头仰望它的脊梁。

老屋长高了，可它依旧单薄瘦小。

单薄得一家人挤在窄逼的老屋里打不过转身，那些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大的堆在床脚，小的放在柜子下方。换季的棉絮用报纸包着棕叶子捆着，挂在黑黢黢的土墙上。

瘦小得一遇人来客去，我们兄妹不得不在地铺与木床之间频繁“转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节衣缩食省钱，母亲养蚕卖猪凑合。第二个振兴老屋的“五年计划”实现了开疆拓土，紧挨老屋的南侧增加了三间土房，一间歇房屋、一间钥匙同、一间厨房，面积增加了60余平方米。老屋由原来的“7”字型，演变为一个山字少了中间1竖的形状。

房屋落成那天，年迈的外公外婆兴高采烈地前来搭梁，抛梁粑(泡粑)、油炸豆腐、谷子、小麦等装满了大大小小10多个蓝子。中午时分，木匠师傅爬上高高的屋梁，朝东走三步贴上红纸，朝西走三步放上铜钱，口中念念有词。抛梁粑从他的手中不断飞出，引来朝贺的亲戚和左邻右舍一阵哄抢，抢到的迫不及待塞进嘴里，没抢到的望着那空空的蓝子吞着口水，露出贪婪的渴望。

挺拔的老屋敞敞亮亮，爷爷坐在堂屋的骑门墩上，咿咿呀呀哼着跑调的曲子，说话的嗓门比以往高亢洪亮。不过爷爷的腰背更驼，仿佛回到了老屋当初的模样。

爷爷拄着拐棍，颤巍巍的从河边挖来一笼笼竹子，栽在老屋的周边。父亲老远扛回粗大的黄桷树丫，劈破底部塞上石头，栽在了老屋的右前方。不过四五年，老屋翠竹环绕，黄桷树枝桠斜出，燕子在屋檐下筑巢安家……土墙黑瓦的老屋内敛端庄，像慈祥的爷爷张开着温暖的怀抱，目送着每一次远行，笑迎着每一次归来。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老屋穿上了靓装。从几十里外运来的粉白色条石取代了木门框，大门的门闩换上了用钢条制成的“铁将军”把守，室内和街阴的地坪铺上了一层混凝土，泛着墨绿的光。父亲特意打了一个篾节兜住燕窝，燕子带着妻儿依旧在庭前翩飞，用尾巴剪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案。可老鼠却气得在横梁上窜下跳，吱吱乱叫，抗议堵了它的巢穴，叹息出行没有了绿色通道。

老屋更显年轻，爷爷却更加老迈。一遇星期天，爷爷总是佝偻着坐在骑门墩上，就像一尊雕塑朝着儿孙们回来的路张望。每次摆龙门阵，爷爷口中谈起的，无非是抓壮丁时，如何急中生智逃出了魔掌；深更半夜撵强盗，好比“萧何月下追韩信”，可惜差了半步没追上。

1992年，爷爷走了。从父亲的祭文里，我知道了爷爷也曾有过让老屋高大上的梦想。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做大米生意的他，一直想把老屋建成五间排面、两层楼高的木列房。爷爷用赚到的金圆券，购买了水桶粗的杉树和柏木，几个石匠在老屋周边连刨带挖，定下了开山采石的地方。一切看似万事俱备，没想到在“大炼钢铁”的召唤下，爷爷毫不犹豫将数十方木材投入火炉，触手可及的修屋造房梦从此泡汤。

也许是爷爷的义举感动了上苍，父亲凭着一手好字当上了大队会计，短短几年，就成为了令人艳羡的乡干部，别在上衣口袋的铱金笔闪闪发光。二叔也从锣凼那深深的水田里拔出泥腿，穿上绿色军装，作为连级军官的他在对越自卫还击战场身负重伤，名正言顺吃上了“皇粮”。

爷爷的墓地，是他自己选好的，就在老屋左侧100米远的石谷子梁。爷爷化作了院前的那株白杨，守着生他养他的地方，在与老屋的呓语中沙沙作响。

爷爷去世后，父亲本打算将母亲接到镇上一起生活。可我和妹妹还未成家，已“农转非”的母亲决意留守老屋，干着养猪养蚕、喂鸡喂鸭的老本行，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一刻不停地为儿女编织着幸福，生怕一丁点儿过得不顺畅。

母亲日渐憔悴，犁耙在脸上刻下了皱纹，小蚕爬满了头发变成了白霜。1998年，母亲因脑溢血复发，魂灵被那个夏夜的风刮到了九宵，吹到了天堂。母亲的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中央，雨噼噼啪啪滴落在瓦上，穿透了儿女的肝肠。

母亲葬在老屋右则50米的柑橘树旁，生前被她反复翻挖过的泥土，垒起了她的坟茔，却榨干了我的泪水，留下永远的悲痛和惆怅。母亲一如爷爷守着老屋，守着她的第二个故乡。

母亲走后，在镇上居住的父亲常常抽出时间回到老屋，清理被泥土、枝叶淤塞的阳沟，爬上房顶换掉那些朽烂的桷板，盖住那些漏雨的窟窿，铲掉地坝的石缝里长出的杂草和树苗。

父亲本想守住老屋，守住他一生的心血。可2005年，在与病魔苦苦较量三个月后，父亲最终输给了死神，他戴上了黑色帽子，穿上了七层衣裳。他在枕头下压着的遗嘱，交待儿女们送他叶落归根，与母亲长相厮守，与老屋地久天长。

父亲走了，儿女们各自在城里安了家，买了房。无人看管的老屋日渐破旧，屋檐下的蜘蛛网结了一张又一张。阳光从破瓦漏缝照进斑驳陆离的墙上，依稀可见儿时的奖状，可它已是孔洞密布，遍体鳞伤。跛脚的桌子板凳倒在地上，一只蟑螂从桌面的缝隙里爬出来，钻进去，享受着老屋颓废的时光。

终于，在一个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夜晚，老屋倒下了它的身躯，把头颅深深地埋藏在泥土中，也埋藏了它的过往和辉煌。

如今，只有费力地钻过林木，扒开草丛，才能来到老屋的地方。偶尔可以看见几片残瓦，几口破缸，那根被泥土掩埋露出半个头的柏木，倔强地抬着头，向主人诉说它的孤独与荒凉。

老屋不在，我不知道那些逝去长辈的灵魂何处安放。而我早已把它的脸庞烙在脑海，刻在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