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袜

寒风从门缝莽撞地灌进来，卷起刚刚做错作业而撕下的一页纸，在地上扭曲着转动着飘飞着。微弱的煤油灯火被吹得东倒西歪，火苗刚要熄灭又直起了身子，反反复复，时明时暗。风拼命地从裤管、从袖口、从鼻孔到处乱钻，我不住地打冷颤，不停地咳嗽，冰凉的手握着不听使唤的钢笔，在小字本上留下一行行横七竖八、歪歪斜斜的生字。

母亲从灶屋走过来，摸了摸我的额头，捏了捏我的衣角，急忙在一口褪色的红木箱子里翻动起来。

“感冒了吧，明天还得上学呀。”母亲递过来一双袜子，语重心长地说：“快些穿上吧，开过年就要小学毕业了，着凉感冒会耽误学习，划不来。”

一双崭新的尼龙袜子，绿色拼凑的方格图案，完好的标签将两只牢牢地粘在一起，犹如一对不愿分离的双胞胎。

也许是冻得实在够呛，不懂事的我接过袜子，便迫不急待地穿在脚上。绒绒的尼龙袜紧紧地贴着双脚，温暖从脚丫沿着大腿，慢慢地爬上背心。好似身旁燃起了一团熊熊的炭火，将刺骨的寒冷瞬间吞噬。

那是已上小学五年级的我，第一次“开洋荤”穿上袜子。这双袜子是在乡上公干的父亲特意给母亲买的，母亲却一直压在箱底，没舍得穿。

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母亲没日没夜地干活，拼命地挣公分，为多分一颗粮食，累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瘦削的身体愈发孱弱，稍遇感冒便头昏眼花。父亲心疼母亲，一双袜子，还有一双胶鞋，是他口挤牙腾攒钱，头年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父亲本想充当冬日里的一轮暖阳，赶走包裹着母亲的严寒冰霜，不成儿子却悄悄地沾了光。

第二天正好星期六，天刚擦黑儿，家里的灰狗突然咕咕地叫着，尾巴不停地左摇右晃，父亲抬脚迈过门槛，嘴里吸着的纸烟像一朵火，红得发亮。

正在厨房忙活的母亲又把锅里加了一瓢水，双手在围腰上擦了擦，便端着大土碗爬上木楼，在瓦缸里一阵倒腾，一碗炒香储存的苞谷籽放在父亲面前的小木桌上，就着一小碗老白干，咔嚓、嗞嗞，牙齿和舌头来来回回地搅拌和传送，父亲的脸颊慢慢贴上了对子，宛若两片彩霞。

吃过晚饭，母亲烧了半锑锅水，倒在木脚盆里。坐在矮木凳上，父亲把脚刚伸到水里，又匆忙地退了回来。

“有点烫，脚要慢慢放。”母亲说着也端来了一只小板凳，一边与父亲摆龙门阵，一边洗脚温脚。

“明天是一九了，打霜下雪的，那双新袜子该穿上啰。”

“不着急，等过年穿新的，实在冷得遭不住，再加一条裤子就热火了。”

母亲说罢转过身子，飞快地给我递了个眼色。我急忙低下头，若无其事的继续写作业。

一个礼拜后，父亲又回来了。母亲依旧拿着大土碗，准备给父亲弄下酒菜。

“这两双墩墩花色的你穿，这双蓝色方块是慧淑的，这两双灰色的是建波和建国俩弟兄的。上班的洪琼和读忠师的喻平我就不用操心啰。”父亲故意挡在楼梯口，从黄布挎包里掏出一叠袜子递给母亲，“天气好冷，看样子要下雪了，明天可别忘了穿上，要不感冒头疼又得打火罐。”

“买这么多，工资恐怕用完了。”

“没事，今后少抽点烟，少喝点酒。”

“买一双就够了，怎么给我买两双。”

“上周我看到建国穿了你那双新袜子，他从小身体孬，穿就穿了吧。”父亲望着母亲，“脚凉了最容易感冒，你身上的毛病不少，要保管好各自的身体，两双刚好可以换着穿呢。”

母亲点了点头，收拾好崭新的尼龙袜，又麻利地张罗着晚饭。灶堂里，柴火兴高采烈地舔着锅底，小麦水粑、切片洋芋、切段干咸菜在铁锅里起伏翻滚，热气腾腾。

时隔40年，那双厚实保暖的尼龙袜，那张慈祥温情的脸庞，依旧那般温暖，那般梦萦牵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