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时而行

刘运勇近十年来，准确地说是他调进市作协以来，他一直以一部一部的作品引人关注，数量之大让我吃惊，质量不差也让我刮目。

运勇的常态不爱出声，更不聒噪，敦实身躯，行走无风。总感觉我还没编发几部长篇的时候，人家一部长篇都写出来了，让我吃惊；几乎粗读过他所有的作品，别看这老兄貌似武夫，而作品感觉细腻，语言自有味道，令我关注。

我将其归为陆大献一类，但细作比较，又觉不妥，运勇较之大献，更文学一些，大献更偏重报告。此比较并非比之高下，实因我想起了大献。但为了创作，勤于往下边跑，默默无闻，吃苦耐劳，辛勤耕耘，结出果实，运勇和大献真还是一路。（在此，再次默悼大献吧。）

自然，我和编辑在讨论重庆作家作品的时候，会说到刘运勇，采用发表他的作品，也是以质量而定。

如果一部部作品就是运勇的脚印，那么运勇趟出的文学之路可谓踏实可信，一部一个脚印！

言归正传。

《大宋状元冯时行》，从书名便知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

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与其他题材文学作品一样，有其不断发展、变化，再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方兴未艾。历史题材作品，是文学一个不可小觑的方面军。历史热总是时不时地成为一定形势下的文学事件，时而饶有兴味，时而意味深长，而且日益呈现出多元状态，也总是间或成为文坛亮点，丰富着读者的阅读生活。

消费社会快餐文化的盛行和商品交换的活跃,网络时代资讯的发达和言说空间的开放,文学产品的生产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方向的推进,给作家们太多太多诱惑。创作不再那么纯洁和纯粹，于是一些人迷失了文学的很多东西,比如过于看重作品的消费品质,却忽略了其精神质地。

历史题材小说作为当下文坛的一大话题,已引起评论界广泛关注。“谁在言说历史”“如何言说历史”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加以研究的问题。

读罢刘运勇的《大宋状元冯时行》，显然作者是严肃认真的。既非戏说将文学作为消费品，也非讨好将文学作为献媚品，即是说，作者在创作中始终未游离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的精神活动，因此注重了作品的精神品质。属于正统的历史题材作品创作路数。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对刘运勇的创作态度抱肯定的评价。这是我要表达的第一点。

作为重构历史的创作范式，30余年来中国现实政治、历史记忆与国家体认有着殊为密切的关联性，从而得到不断变化发展。其对民族史的挖掘与呈献，客观来说做出了不断尝试与贡献。

《大宋状元冯时行》，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并加入作者一些虚构和想象得以完成，我把它归于通俗历史叙事小说。

而刘运勇这一历史题材作品的真实性与审美性，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其实在阅读审美中，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接受者,对历史题材作品，都对其中“历史”与“文学”的因素必须进行思考和考量。

真实性与审美性，也可以表述为真实性与文学性，怎样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其实就是在考验作者的艺术处理能力和文学创作能力。无论借鉴西方文论中阐释学、叙事学以及话语分析等相关理论成果,还是运用我国自身的相关文论，我们面对具体作品,必须分析其叙事方式并解读其审美意味,进而得出历史题材作品应当是“真实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作品。作者在《大宋状元冯时行》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这一重要的文学问题，也使出了很多解数，基本做到了二者的统一。但通体而论，作品由于太注重历史的真实与客观，读来颇感“历史”有余而“文学”欠之；“实”有余而“虚”不足；太注重人物事件的真，而忽略了作品虚构的“假”。从书名也得以看出，作者是一个很准确的人，尊重历史，尊重得朴实无“花”。殊不知文学创作，也包括历史题材的作品，是需要“花”的，没有“花”，文学的花园就无从而谈。

就说到此吧，其他问题留待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