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票记

我站在客运室领导办公室门前徘徊着。

一向气壮如牛，就连去国防厂采访门岗要证明，我都可以凭借记者证和报纸上常出现的我的名字而被轻易放行，可在这里，我没有了底气。因为我要请求人家卖给我三张去武汉的三等舱船票。求人气短呀！北京的有关客人到报社检查或调研后，要经过重庆去武汉，报社领导要记者站买三张船票，点名要三等舱。

那些年，我和同事、亲友以及所有的人乘坐最多的是汽车、火车，很少坐轮船，至于飞机，则是稀罕之物，没有多少人坐得起。买汽车票相对来说容易，火车、轮船票就麻烦了。特别是《待到满山红叶》的电影播出后，从重庆到宜昌、武汉、南京等地的船票几乎是一票难求，原因是许多人都想乘船打望长江三峡的风景。有几次，我去朝天门采访经过客运大厅，都看见络绎不绝的排着长队的买票者。他们大多数是到涪陵、万县、奉节、巫山的，而且一般是买的底舱或称散席票。我要买的是三等舱，难度不小！

到重庆记者站工作后，我负责采访工业交通、文教卫生以及其群团口，这买票的任务当仁不让地落到了我头上。想到售票大厅那长长的队伍，我就心烦，如果排队买上了，还好，如果没有，怎么办？搜索脑中的熟人，港务局的头头脑脑，没有一个，倒是长航重庆公司一把手徐志高和我熟。不久前，他还专门邀请我及其他媒体驻重庆记者站的记者去万县采访过长江鸡扒子段的滑坡治理。干脆请长航重庆公司为我买三张票。船是他们的，应该是举手之劳。

本来，当时国家专门对记者有规定，交通部门有优先提供记者交通方便的义务，以保证记者的顺利采访。记者证上也有这一条，但只是保证记者能够乘坐车船走，却没有规定要提供坐票，或者卧铺票。我们经常来去成渝两地，买火车票也是烦心事儿，不过，有同事与火车站，特别是跑北京、成都的列车长熟。只要他们当班，就买站台票进站，然后上车，车长就把我们安排在列车员行营车内“卧铺”休息。如果不当班，又必须走，那就麻烦了。我想，轮船公司和火车一样，即使买不到票，也可以把三位客人带上船在船员舱休息。

我打经理室电话找徐志高，接电话的说他去武汉开会了，然后讲了买票之事，对方顿了一下，说：“李记者，这个有点麻烦。我们只管运行，船票是港务局掌握的。两个平行单位，你懂噻！”过了几秒，对方可能觉得话太直，迂回了一下，说：“你去找客运室的熊主任、李主任吧。她们可能有办法。”

我知道，这些年，掌握了票权的人比开车开船的更牛。这两位女主任，我也侧面了解一些。市里找他俩解决船票的单位和个人犹如过江之鲫，那里早就有内部优先供票的等级排座次。我这个小小的记者站，根本没在她俩的眼里。沉默了一会儿，我对着受话器说：“如果实在买不到，可不可以上去后住你们当班船员的床位？”接着，我讲了坐火车的情况。对方回答得很干脆：“火车是几小时，船是几天。何况，港务局没有‘站台票’，你们上不了船。”

我向同事们通报了情况，大家都说，即使船上允许，也不能让北京来的客人这样做，太丢报社的脸了。必须买到票，没有其他路走。

第二天一早，我先到售票大厅随机询问了买票的人，有人说，不要说三等舱，四等舱都不好买了。你现在排队去买，肯定没有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去找李、熊二主任。她俩的办公室在哪里？问了好几个穿着港务局制服的人，都摇头说不清楚，到问讯处问，人家也很警惕，问我找她们做啥子。我出示了记者证，撒谎说要去采访，她才说了具体地方。看来，主任办公室是保密的。也难怪，找他们的人肯定太多，谁都可以去，还办公不？

走在去客运室的路上，昔日昂首挺胸采访的气派荡然无存，我心理空落落的，不知结局如何。要是采访，根本不虚，再难的采访对象，我都有办法让其开口。可是，如今……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正要敲门时有一个人满带笑容地出来了。我趁机用手靠着半开的门，里面刚才站起来的一个漂亮的年轻女性问道：“你找谁？”

我赶紧推销自己：“我是《四川日报》的记者，姓李，来找熊主任。”接着说明了来意。

她就是。沉思了一会儿，她态度和蔼地说：“李记者，这票确实不好办。你说的时间，票最紧，三大三张。”寒暄了几句后，她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面上绽出一丝笑容，给我指了一条路，“要不，你去找一下李主任。她有给领导们留的票，看能不能匀点儿出来。”

来前，我和同事就分析过，李主任是从一个前几年很吃香的企业调来的，精明强干，很不好说话。当然，设身处地地想，市里、有关大单位的头儿们，她得首先考虑到，否则……谁坐在在那个位置，谁都会被议论。好心的熊副主任带我去见了李主任，不等我的话说完，她那不苟言笑的脸一沉，立即回绝：“没办法。”

像打了败仗般回到记者站，几个人又商量：堂堂四川省委机关报居然在重庆给北京来的新闻领导买不到三张船票，岂不贻笑大方？有的说，直接找重庆市机关事务局；有的说，不要把事情弄大了，就去找港务局领导，或者直接找管客运室的领导。反正还有两天时间，就一步步来。原以为是一件小事儿，不愿惊动领导的我和同事们，只好走这下策了。我开好记者站的介绍信，去找了港务局有关领导，说明情况，他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电话耳机，给李主任打了电话，要她予以解决。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从这件事，我们也总结了经验，总不能每次都去找领导啊。今后，这种送往迎来的事儿肯定还有。给报社领导汇报后，决定除了重视港务局的新闻报道外，到储奇门邮局给客运站订了从下个月起的《四川日报》，这一二十天的，就从记者站的报纸中匀出一份，由我抽空送去。同时，对火车站也如法炮制。尽管这样，但每次去买，仍是求人看脸色，俗话说的“拿钱买罪受”，我心里还是不好受。

有一次，我去朝天门港务局参加市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会，顺道去看一个因搞文学创作从基层调到机关的朋友，走进他那有几个人的办公室，刚喊了他的名字一声，他就站起来，直通通地甩过来一句：“李显福，我买不到票哟。”

弄得我很尴尬，来不及考虑，也直通通地回答：“我是来开会的，想顺道看看你。如真要买票，我也不会找你。”寒暄了几句，都觉没趣，就离开了。

由此可见当时托人买票之一斑。他肯定是被弄烦了，见到去找他的人首先就狠狠地堵上对方欲买票的嘴，让我这个不买票的人也撞上了他的枪口……

时序更迭，社会发展。如今，地上公路、铁路四通八达，各种样式的大巴车、动车、高铁日夜奔驰；天上，来往国内国际的飞机频仍……不管什么交通工具，一票难求已经成为了历史。至于原来是“皇帝女儿”的轮船，即使是黄金航线三峡游也早就“飞入寻常巷陌家”，而且还不断地做广告，招徕乘客，送票上门了。

如今的年轻人，甚至一切人，在行走交通上，哪还有我当年买票的心酸和不堪？

我常想，假若不是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大踏步前进，我还这样继续买票下去，即使不折杀寿命，也肯定早早地愁白了“少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