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需要研究吗

重庆是一个诗歌重镇，这不但表现在它诗人多诗歌作品多，而且似乎还表现在它诗歌研究机构多。继今年2月22日重庆诗词学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格律体新诗研究院，4月29日，重庆市渝中区诗联书画院又成立了全国首家微型诗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研究所所长华心先生宣布近期要办的一些大事，如召开全国微型诗研讨会，编写出版《微型诗史》和《微型诗大辞典》等等。此前，重庆文史馆下设有诗词研究院，策划过许多活动，院长陈仁德先生受邀经常到全国各地讲学，影响广泛。重庆师范大学设有海峡两岸诗歌研究所，聘请校内外多名专家为研究员，所长黄中模先生组织实施了两岸诗歌交流研讨采风朗诵合作编著等多项卓有成效的活动。更不要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南大学就率先组建了全国仅有的一家实体性正规教学科研机构——中国新诗研究所，开展了许多彪炳诗歌史册的工作，被著名诗人女王尔碑称为重庆三大名片之一，以吕进为领军人物，后来又成立了诗学中心，全国各地高校也纷纷设立了同类机构。

这带来一个问题，诗歌需要研究吗？

毋庸置疑，诗歌研究是中国历代的传统。最早秦朝设有管理音乐的官署叫乐府，到汉代乐府大规模扩大，同时职能也被扩展，除管理音乐外，负责收集、整理诗歌，开启了诗歌研究之先河。此后诗歌逐渐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也成了科举考试最重要的内容，对它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为官方和民间不可或缺、竞相追逐的重要活动，产生了众多诗歌研究成果，是中国文论最为宝贵的财富。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精神文化产品包括诗歌作品也极大丰富起来，对诗歌进行研究的需求与日俱增。最近著名诗人周良沛说：“诗歌应该成为文化大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在我华夏泱泱诗国，这还需要我来说吗？这是个一目了然的问题，却也是个越说越难的问题（《文艺报》2019年4月29日）”。他这里所说的不需要他说的一目了然的问题，和越说越难的问题就是诗歌问题。一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诗歌生活的需求极大提升了，二来随着诗学自身的发展，诗歌理论遇到极大挑战，需要回答的问题极其尖锐，比如究竟什么是诗歌？诗歌的高低好坏究竟有没有标准？我们需要的诗歌高峰究竟怎样才能出现？等等，这一方面靠诗歌自身的实践发展来回答，另一方面当然也需要科学的研究、理论概括加以指导解决。总之，诗歌是极需要研究的，这也是一个不需要说的、一目了然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到诗歌创作本身，似乎又不需要研究诗歌。宋朝诗人陆游曾告诫其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个“诗外”，就是指生活、时代和诗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感悟、反映能力，是写诗的先决条件。失去了它，就像煮饭失去了米，你即便对于煮饭理论研究得再深透，也无济于事。

大约20年前，在西南大学一次诗歌研讨会上，我听到著名诗人傅天琳谈她对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关系的一段很深切的感受。她说，我本来是一条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着，一旦你给我讲了游泳的理论，我就怎么也不会游了，写诗也是这样（大意）。她这段话，当时使我想起了所谓“模糊学”理论，指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不能精确表述的东西，比如一只毛毛虫，有很多双脚，非常自如地爬着，如果你问它当你左边第一只脚向前爬了0．1毫米时，你其他所有的脚各处于什么位置？它们各自将怎样开始爬行？它回答不了，而且它如果老是思考这问题将不再会爬行，这刚好对应了傅天琳的话。诗歌主要的不是靠诗歌研究而创作出来，它是从人们的心底自然流露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不等于说创作诗歌的人不必、不能研究诗歌，相反他们适当地做些研究，会有助于其创作，这就是陆游告诫中没有提及的另一个功夫，诗内功夫。诗内功夫主要指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比如灵感捕捉、奇妙想象、选材构思、语言锤炼、形式设定等等，可以通过多读诗、多思考、多研讨、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诗歌理论等加以实现。然而诗歌理论和创作之间有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傅天琳所说的那种现象。诗外功夫好了，就具备了写诗的先决条件；诗内功夫好了，就可以把诗写得更好。诗歌创作主要靠形象思维，由诗人们完成；诗歌研究主要靠抽象思维，由诗学家们完成。当然这两者不是绝然分割的，诗人中也有诗学家，诗学家里有很多本来就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