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视野下的诗人研究

关于“诗人气质”的研究专著，此前已有不少，像周服的《诗人性格》、林庚的《诗人李白》、蒋寅的《大历诗人研究》、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尹在勤的《诗人心理构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以及丁来先的《诗人的价值之根》等论著，则对诗人的心理特征和文化类型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同样引人注目。既然已有珠玉在前，再想突破便非易事。只能通过不断地更新研究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开辟新的研究空间。王正的《诗人气质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反思而产生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充分尊重同仁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该书试图将传统的考据方法和现代的治学精神相结合，以严谨的考据、大数据的视野及词汇学、心理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相融合的跨学科方式，为“诗人气质”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因此，其学术创新价值不仅在于论述内容的创造和发展，也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说明。

一、方法创新、理论深刻、中西结合、学科交融

“气质”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在西方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诗人气质研究》在细致梳理其发展脉络的同时，经常有意识地切入特定的中国文化加以对比。譬如，将荣格的“内倾-外倾”理论与中国文化的“阴-阳”二气进行“互文性”比照，以此清晰地揭示气质立足于生理-心理功能却又超越这一层面、与人的性情仪态和精神品质高度融合、彰显“人格特质-心灵境界”的内涵。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将诗人气质作为一种由“诗性”的精神趣味和“诗意”的生存方式所构成的诗人的特有精神气象来加以审视：“诗性”养育了诗人“童心-艺术”“纯真-唯美”的审美趣味，“诗意”建构了诗人“原初-浑朴”“神圣-超越”的独特生存，二者共同奠定了诗人气质的纯净本质、唯美品格和玄远境界。

如果说上述阐述还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的话，那么接下来作者的苦心孤诣之举不啻于为这一理论架构注入骨血。借助“词汇学假设”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作者对《全唐诗》、《全宋词》、历代诗论及文论甚至西方的诗学、文论都进行了全面的信息检索和爬梳剔抉，并据此提出了“纯、苦、醉、淡、远”五大范畴，分别指向诗人的人性基质、生命体验、精神释放、审美观照和心境超越。由这五个方面构成的诗人气质之链环，既是一个彼此相连、反复循环、持续自转的“生命-艺术”之圈，又是一种不断盘旋、持续跃升的由生存至审美、由审美至哲理的生命气韵和精神境界，别有一番飞动之趣、灵动之美。这样一来，“诗人气质”的完整理论框架就在大数据的基础上，以词汇学、心理学、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的跨学科融合方式实现了。因此，不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这恰恰正是作者的创新和突破所在。

二、材料翔实、分析透彻、个案典型、体系完整

作为生成诗人气质的五种精神质素，“纯、苦、醉、淡、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的普遍共性，但到底如何呈现、呈现几何，不同的个体却有不同的精彩。为了更加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作者以徐志摩和拜伦两位诗人为典型，以扎实深厚的文献功底为基础，以通透到位的分析能力为支撑，以诗人气质的“五因”理念为核心，全面而细致地解读了二人的独特所在。概括言之，即：就赤子之心而言，徐志摩是单纯的信仰，是本质纯朴和天性活泼，拜伦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是决不妥协的真诚和率真；就情感苦闷而言，徐志摩是寻访灵魂伴侣而不得的惆怅，拜伦是反叛伦理遭受非议浪迹天涯的忧郁；就个性张扬的醉态而言，徐志摩是陶醉于剑桥文化的艺术迷狂，拜伦是致力于彻底叛逆和独立解放的英雄气概；就艺术的淡雅与精致而言，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注重营造优美的意境，讲究格律、声韵的音乐美，拜伦擅长叙事长诗和讽刺史诗，注重宏大的场景和历史的背景，讲究意象、复调、反讽和隐喻，他像一位猛士手握利剑，嘴上挂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就思想境界而言，徐志摩一生追求“爱、自由和美”的精神世界，拜伦一生捍卫高贵、自由的人的尊严。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小结并非理论框架的生搬硬套，而是立足于深入细致的研究基础和清晰透彻的阐释思路之上的自然契合。不论是徐志摩还是拜伦，作者在展开研究以期准确描述二人的诗人气质之前，都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了不惮其烦地搜集与爬梳，包括他人对诗人的接受与认定、诗人自身的创作与理念，以及中外学界研究成果，等等。例如，作者在考察徐志摩的悠远哲思时，就借用了胡适提出的“爱、自由、美”三个关键词，并对其单纯信仰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阐述。但与前人所不同的是，本书几乎梳理了徐志摩所有的日记和诗文，并着力以徐志摩的原话来印证徐志摩的理想，诸如“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而应在艺术的“红玫瑰”中，挤出精神意义的“色”和“香”“像颜色化入水”“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这一原则几乎贯穿了作者解读徐志摩诗人气质的全部内容：“纯”，在徐志摩的《再剖》中表述为“性灵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觉到你有超实际生活的性灵生活的俄顷，是你一生的一个大关键”，“你实际生活中的经历、动作、思想，没有一丝一屑不同时在你那跟着长成的性灵生活中留着‘对号的存根’”，实则本性的赤子之心契合于文化的诗性特质；“苦”，在徐志摩的爱情世界里演绎为针对精神伴侣的执念式企盼，“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醉”，据徐志摩自述乃是源于灵魂深处的对康桥文化的迷恋和陶醉，“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所有这些表述，都是徐志摩理想的“自画像”，而这一自画像之所以惟妙惟肖，正有赖于作者在梳理资料过程中“涸泽而渔”的努力。

有关拜伦的论述亦是如此。拜伦的赤子之心，多本传记均有记载，形容他“不会说谎”，“其言虽如狂如痴，皆自其心肺中流出”，故而作者在阐释时就参照了各家传记，并重点分析和考辨了贾米森博士的著作《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既肯定了其在资料翔实方面的可取之处，以及在精神心理学上所达到的专业化程度，又对其将拜伦的气质特征完全归于遗传基因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无疑是对因循旧说的“遗传论”的一种突破，一方面将拜伦的性格归因置放在了一个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中予以审视，另一方面也将其中的难点聚焦在拜伦“华丽转身”的深层原因上，较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导向和知难而进的攻关意识。同样，在谈到拜伦审美理念中所蕴含的现代先锋思想时，不管是罗素阐释的“贵族叛逆”，还是勃兰兑斯归纳的“青春”情结，也都是作者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完整而丰富的微观文化系统，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坐标中和文化思想动态变化的链条中彰显拜伦无与伦比的表现。

总之，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诗人气质研究》以其端正严谨的治学精神、厚重扎实的文献功底、创新融合的研究方法、宏大完整的体系构架、精心选取的个案典型和缜密透彻的理论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诗人气质的认识和理解，也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和基础。尤其是，此书所体现出来的学术创新价值体现了作者长期积累、执着专注、深度思考的结果，简言之，即通过竭泽而渔地稽考文献、沿波讨源地考察理论、融合学科地研究路径以及比照引证地分析效果，来重新演绎诗人气质的独特内涵和基本范畴，进而辐射其他诸多方面的文化现象与审美情趣，对于后来学者而言也是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