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乡愁，架一座致远桥

张 涌

涪陵马武，一个座落在800米山脊上的山区小镇。

马武很阳刚。来自南阳的东汉中兴名将马武领兵在此驻扎屯田。他横刀立马，耀武扬威，矫健的身姿成为2000年后马武场的人文地标。

马武很斯文。一个人口不过4万、距离涪陵城20多公里的乡场，有马武将军陈列馆、农耕博物馆，还有与下里巴人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古今散文陈列馆。

马武多石桥，石拱桥、石柱桥、石墩桥、石板桥，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民国的，不一而足。阅尽800年沧海桑田的碑记桥摘取了重庆现存最古老的、最大石拱桥的桂冠。风姿绰约的广慈桥自明代崇祯年间以来即安卧小溪上，静看逝者如斯。有点年头有点“姿色”的还有平滩桥、通济桥、象鼻桥、清水桥……一座石桥是一首抒情小诗，一座石桥是一个记忆符号。能够望山见水的小石桥、曾经“走过、玩过、钓过、悲过、喜过”的小石桥勾起了一个马武地方官员的乡愁。

是的，这是一个叫何龙飞的官员、马武镇党委宣传委员，一个有担当有情调的钟爱文学的官员。今天的中国官场，很多曾经有才情有文彩的官员，走上仕途，便畏于文途。可喜的是，在马武，像何龙飞那样不畏文途的、有情怀有乡愁的官员很多。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马武第一个在乡镇创建了全国散文创作基地。马武镇的文联、作协等文化机构早已成立，镇党委书记、镇长、人大主任等都担任着顾问或实际职务。韩愈有诗曰：“文人得其职，文道当大行。”信哉斯言！文道既张，从者蔚然。从镇领导到普通干部，不少人在工作之余躬耕文苑，写马武、写涪陵、写行走天下的见闻和感悟。何龙飞笔下的故乡小桥很温婉，徐颖玲笔下的色达很神秘。他们坦然无畏、恣意抒写。有意无意间，他们与古代读书人“以文化人”的传统一脉相承。

古代不乏“采菊东篱下”的高隐之士，但更有亦仕亦文的粉本。流传至今的钜制佳篇，其实很多都出自官员之手。诗文可能使他们罹祸，但更给中国文化以瑰丽色彩。为官之余，笔耕不辍，文以载道，以文化人，这正是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担当。既为天地立心，何畏之有？

果然有，那当是另一种畏惧。这一点，我相信涪陵人最有会心。我记得涪陵长江北岸、北岩书院旁边，有宋代易学家、理学家程颐弟子尹焞读书的三畏斋。“三畏”语出《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孔夫子之畏，是读书人的敬畏。可是当下一些行走仕途者流，他们所畏，乃是猥琐，是患得患失。猥琐畏惧葬送了几多真情和美文，也葬送了文化担当。而这种担当，是当今中国农村所迫切需要的。农村在发展，农民要文化，仅有粮食是不够的。这让我想起了诗人王海桑的一句话：没有粮食，我不能活；没有诗歌，我不愿活。

马武虽然是小乡镇，但经济实力已经不可小觑，2016年GDP达到12.8亿，跻身涪陵区前十位。老百姓不愁粮食了，解决温饱了。他们幸福感似乎已经写在3月梨花节的踏歌声中，写在7月采果节的秧歌舞上。但毋庸讳言，它和大多数中国农村甚至城镇一样，还不乏空虚、浮躁、浅薄甚至戾气；还面临发展后的“王石命题”：让灵魂跟上脚步。而要破解此题，唯有崇文致远；唯有在心中，架一座致远桥。

巧合的是，马武外坝村就有一座修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致远桥。据说这座百余年历史的小桥取自人名。我的思绪却又作了时空的穿越。我记得程颐被贬涪陵，身穷而道通。谪迁戎州安置的黄庭坚得知程颐在北岩讲学注《易》，于是前往拜会。两个文化巨擘把酒临江，谈诗文，涉易理，道世风，话沧桑。临行前，黄庭坚取《易》中“钩深致远”句，为程颐讲学注《易》处题写匾名“钩深堂”。

“钩深致远”，我不知道这是冥冥中的暗示，还是人文传灯在马武的接续。我们不一定、也一定不可能像伊川先生和山谷道人那样学术、那样广博精深，但我们应当站在致远桥上，回望先贤，从心灵上宁静致远，向美丽乡村渐行渐近。

我们的乡村本是宁静的、醇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的根基源自乡村，几千年的文脉传递在乡村。这其间，作为传统文化脊梁的乡绅功不可没。然而时移世易，乡绅寂灭，乡村和传统文化之间出现了断桥。不但如此，前些年，那个畸形口号“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畅行天下时，文化更成了可有可无的花瓶，成了暧昧尴尬的小三。

今天的马武所为，乃是回归人文正途：经济搭桥，文化唱戏；乃是在人们的心灵间、在古今间、在乡村间架起了一座文化的致远桥。马武古今散文馆序言说得好：“在乡村开一扇窗，点一盏灯；以文化人，以诗壮魂。”

那么，开窗点灯的人呢？当然是新乡贤，是像何龙飞这样的新乡贤。当新乡贤从少到多、从担当的官员延展到有德望的村民、从有识见的教师延展到有操守的商人的时候，当新乡贤们接过“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人文传灯的时候，我们何愁文脉不继，何虑乡愁湮灭，何惧乡村不美？

（原发于《重庆政协报》2017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