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澜三品

张 涌

一

向晚倚窗，在滴答的雨声中阅读《探寻一个好社会》，等待它的作者冠生先生从外地过来。这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费孝通说乡土中国。一生探寻美好社会、思考乡土中国现代出路的费老，晚年乐观预言：“中国人已经站在了可以争取美好未来的台阶上。”我想，这个预言已经应验在我上周刚刚去过的安澜镇了。

安澜乃重庆巴南属地，为古巴县西南屏卫。其地山多林茂，森林覆盖率达42%。这些年，安澜围绕乡村旅游、现代农业、生态康养做足功课，颇见成效。顶山村数千亩花卉苗木姹紫嫣红，美不胜收；云岭香山的栀子花载入中华药典，馨香醉人；大来山幽处密林的小木屋浪漫神秘，声名远播。想玩心跳的，可以到五通村通天岭800米山巅上，乘轻盈小巧的三角悬翼飞机，与李太白来一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的对话。想饱口福的，可以到凤冠山体验一把酣畅淋漓。我们此去，正当蓝莓成熟，沉甸甸酸甜甜，惹人垂涎欲滴。同行如泣梅、鸟儿诸淑女，也直吃得口齿乌紫，在所不辞。

我最神往的是巴联寺村。自凤冠山出发，汽车在丛林山崖间升降盘旋40余分钟后，眼前顿时豁然开朗。但见丘陵舒缓，阡陌纵横，屋舍错杂，巨樟摩云。有小湖泊明净如镜，镶嵌在红心猕猴桃的浅翠深绿间。水之湄，荷叶田田，随风婀娜；水中央，山水相映，流光四溢。桃源胜景，非此地而何？

当地村民是神仙。他们把土地作价流转，每天还能上班拿工资，65岁后有超龄保险作保障。农闲时节，可以就近上农民田间学校，听“洋”专家“土”讲授种葡萄养鸡鸭或其它。公路几乎通达各家门口，水泥小道铺到田间，上班胜似观光。路旁是各色花草，格桑花、玫瑰花，叫得出名叫不出名的，争奇斗艳。公路环湖，傍晚时节，村民围湖散步，嬉笑打闹，自在自得。在南龙当过乡长的李华和她曾经的“子民”、同事亲密无间地拥抱，肆无忌惮地开玩笑。

早年废弃的南龙中学则变身乡村酒店。在酒店住下来，开窗望月，一片清辉，万籁有声，蛙鸣如歌，令人神爽心清、肝肺澄澈、六欲俱灭。我庸俗的灵魂当即融化在如水的月光中，不忍睡去。当然，睡眠不佳的我，当晚睡得很好。次日，在布谷声中醒来，登楼远眺，万山似海，翠微千叠。看曙色初动、云霞生辉，画兴不觉油然而生。遂铺纸挥毫，作水墨写生，画二人合抱的老香樟，画土墙青瓦与石砖混搭的农舍，画那份清新出尘的感觉，几不知我为蝴蝶，抑或蝴蝶为我。

我想，倘若费老亲临，定然会欣慰地说，他们已经探寻到了好社会，他们已经争取到了美好未来。

二

安澜澜安。潺湲叮咚、舒缓从容的安澜河在境内蜿蜒15公里，清浅宽阔的河床上星罗棋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是玩水仗、捉螃蟹的好去处。安澜河似一把小提琴，与连绵翠竹、丰茂水草、翩跹白鹭合奏着抒情小调，不知疲惫。

但这条波澜不惊的小河也见证过波澜壮阔。安澜也总让人想起戴安澜。虽然那个血洒缅甸的抗日英雄出生在安徽无为县，与安澜镇并无交集。但寇氛东来，社稷飘摇，泱泱华夏，莫可免祸。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地名在我的字典里写满了悲壮。

安澜与抗日烽火的交集是因为那场亘古不遇的大迁移。那是血与泪的交集，是艰辛与责任的交集。1933年2月5日凌晨，国民政府一声令下，故宫文物分批启运上海，拉开了国宝南迁的序幕。1944年冬，83箱精品国宝从贵州安顺县迁至安澜乡永寿村飞仙岩，直到1946年1月，这批文物才从巴县转运至重庆。

往事如烟，遗迹杳然。但我们还是意欲探寻旧踪，冀有所获。跨过安澜河上的小桥，往对岸半坡攀爬。一路茂林修竹，蔽日遮天。掩映其间的，是几间破旧的农舍，土石相间，残破飘摇。一口大石缸随意荒废在路边。缸沿留下圆润而深浅不一的磨刀痕迹，宛若莲台。名载史册的飞仙岩隔河相望，山势高峻，巉岩嵯峨。据说，为防止日机轰炸，当时的83箱文物就藏身山崖下的岩洞，当地人称“飞机洞”。

作客安澜的只有83箱文物，而整个南迁文物是13427箱。最令人动容的是，15年辗转，上万公里颠沛流离，播迁10余省，百万余件文物几乎无一损毁。故宫先辈们的壮举缔造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

流年似水。当我们在蓝莓园里大快朵颐、在玫瑰园中眉来眼去、在小飞机上君临天下的时候，只有安澜河安静成一面斑驳的铜镜，映照着那段牺牲与坚韧、担当与坚守；只有安澜河如冷眼旁观的智者，陪伴着飞仙岩絮絮叨叨，浅吟低唱。

令人唏嘘的是，历尽劫波的文物，从此以后并未真正团聚。比如古代山水画的巅峰之作《溪山行旅图》、比如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比如从安澜运走的83箱文物，它们和60多万件其它珍贵文物一道漂泊台海。一峡长隔，故宫两处。当年忽一散，聚首宁有时？情天长恨海，烟水何迷离！

好在，文物犹在，文脉尚存。国宝分藏海峡两岸是一种遗憾，但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特殊纽带作用。

三

文化是纽带，也是润滑剂。好社会滋养文化，文化扮靓好社会——这是安澜给出的答卷。安澜毕竟为老巴县所属，文化遗迹无所不存，对文化的敬畏无所不在。这可以从保存完好的宝峰塔得到佐证。

宝峰塔又名文星字塔，位于安澜镇顶山村东，坐东向西，南依宝峰寺，青石砌就，仿木结构，七层楼阁式。塔体通高十二米。二至五层分别有铭刻，题记“大清道光丙辰岁冬修建”历历可辨。

书籍在老祖宗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所有用过的字纸或废书，都要收集起来。字塔的功用，乃是将其放到塔中焚烧，体现着传统文化“惜字如金”“敬天惜字”的理念，因而字塔在过去是随处可见的。只是那些年遭遇了种种浩劫与“洗礼”，像文星字塔这样保存较好的，已寥若晨星。可见安澜传灯如故，可见安澜人对文化的敬畏一脉相承。

文星字塔是一种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是安澜先民崇尚晴耕雨读的图腾。它其实也投射着、寄寓着华夏先民们对“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仰望和向往。顺便说一下，这是我最早记住的一副对联，它镌刻在我所读村小的石门柱上。当然，村小是原来的地主大院，主人姓冉。在当地本来受人尊重的冉家早被逐出大院。现在知道，冉姓地主其实就是传统社会里区别于普通乡绅的乡贤。我记得，我的父亲，一个觉悟奇高、50年代初入党的志愿军老战士，给我讲过一个又一个乡贤的故事，讲他们的勤劳节俭，讲他们的晴耕雨读。

今天再谈晴耕雨读，似乎有些酸腐、不合时宜。但我想，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在喧嚣市井中迷失了家园的我们，倘若能不时来到安澜，过几天晴耕雨读的日子，庶几能免于被喧嚣的红尘软埋；倘若能重寻乡贤文化，必定能绘就乡村振兴蓝图，创建美丽乡村。

                （原发于《重庆政协报》2017年11月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