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文学”的当代力作

——读显明长篇小说《战俘营》

林永蔚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重庆作家陈显明先生，推出了长篇小说《战俘营》这部力作。作品追叙了重庆陪都时期巴县乡间几近失落的记忆，填补了“重庆抗战文学”中这一重大题材的希缺。该书由重庆出版社交付新华书店全国发行后，引来了读者们的交口称誉。

一、失落的记忆，可赞的填补

国民政府抗战期间迁来重庆以后，划南泉为迁建区，随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大学、中央电台等多个军政机关陆续迁来南泉。当时达官贵人、商贾巨富为避日机轰炸，许多人都在南泉修建别墅结庐而居。

此间，在南温泉附近的鹿角乡有个叫梁家边的大院子，国民政府军政部政治部的“日本战俘第二收容所重庆分所”就设在这里。此地曾经关押、收容了从重庆太阳山和贵州镇远县转移来的几百名日本战俘，当地乡民称其为“和平村”。相传，这里曾发生过日本战俘越狱，汪伪特务肇事，高官亲临垂训……等乡人罕见的奇闻趣事;也有过当地农民以德报怨，悉心照顾日本战俘的动人事迹。特别是有一个叫陈二嫂的农妇，不顾家人反对，也不顾家庭贫苦，悉心关照一名日本女战俘，终使其天良发现、痛悔前愆，积极加入了“反战同盟”。这些彰显巴渝民众反对战争，感化敌顽的动人故事，虽至今还流传在巴山渝水的廊下堂间，但斗转星移，许多记忆几近失落，更鲜见在文学艺术范畴中有所表现。

八年抗战使中国人民的国家观念得以增强，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地位。抗战中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产生了许多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抗战文学。重庆自国民党迁都后,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许多作家纷纷在这大后方进行抗战宣传活动,他们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了大量的抗战作品。这些作品在深刻描绘重庆陪都的实际状况时,还将重庆人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广角的审视。

从尊重史实，还其本来的文化语境看，陪都重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呈现出了一种全民性、多层次、多浪头、多氛围的全景抗战图式。所谓“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民族古训在这里有了高度的体现。这是团结，是勇敢，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的不可欺侮的巨大力量。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在“重庆抗战文学”的宝库中，恰恰缺失了对鹿角“战俘营”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对历史，对当年殚精竭虑战斗在这里的中共地下党员的一大憾事。

显明先生继承和发展了“重庆抗战文学”的优良传统。他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难忘时刻推出了《战俘营》，小说以日军大轰炸重庆为背景，以地下党员与日本汪伪政府派遣的特务之间展开的侵略与反侵略、教育与反教育的残酷斗争为素材;以战俘营内的中共地下党员与汪伪特务、日本战俘之间的斗争为主要情节，反映了党领导的秘密战线上的特殊功绩。

《战俘营》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以不忘囯耻为动力，以其21世纪崭新的前卫理念，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犀利的笔触，填补了“重庆抗战文学”中这类题材的空缺。

二、宏大的题材，深刻的主题

文学要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要从“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中去表现“人”的社会生活。纵观中国五光十色的文学殿堂，“重庆抗战文学”之所以那么光彩夺目，就是其中蕴含了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这个“灵魂”。

作品深刻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无情唾弃和鞭笞了民族败类的无耻，由衷赞美了巴渝大地的锦绣河山，放声讴歌了高扬民族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从整体看，题材宏大，主题深刻的《战俘营》具有其突出的史诗性、真实性和政治性。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但是，战争也使我们民族觉醒与奋起，当帝国主义的枪炮对准我们胸膛的时候，中华民族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怒吼。作品中的主角吴侃之、王玉琳就是其中的典型，文人走出书斋，小姐离开豪门，大后方文化人的投笔从戎彰显着民族的品质风骨;重庆民众的众志成城昭示着民族的不屈形象。战争动员了人民，也创造了文学。显明以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继承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以崭新的审美意识重新审视了中华民族同休戚、共命运的这段悲壮动人的历史。作品以鲜明的时代性、厚重的历史感，歌颂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不屈不挠，而又以仁爱为先的博大的民族精神，谱写出了以德报怨，化敌顽为良善的千古绝唱。

作者生长在昔年鹿角“战俘营”和平村这块土地上，斯地斯事，自幼耳濡目染，其真实性自当为读者所信服。作者对抗日战争，描写出了审美视角、创作心理和情趣由单一到多样，由封闭到开放的景象。为了适应变革时代新的审美需求，他在写景叙事中如数家珍，以其翔实性的艺术格局，不断拓展艺术空间，以缤纷的题材内容，磅礴的气势，多样化的风格、笔调，全面地反映了陪都时期的政治、军事、文化，使作品呈现出了色彩斑斓的艺术风貌。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新的觉醒与伟大复兴。抗日战争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献身精神、众志成城的民族凝聚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奋斗精神。在管理和教育感化日本战俘的全过程中，更是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包容万方的博大胸怀。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当年关押、改造日本战犯的管理所，被日本战犯称为“再生之地”。曾经被日本军国主义豢养成的嗜血恶魔，在被俘后，通过我方的教育感化找回了良知，一个个被战争机器扭曲的灵魂，回归了人性的良知。

改造战犯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不仅是要让战犯认罪，而还要通过认罪使其更好地为人类作出贡献。鹿角“战俘营”虽说存在于战争时期，但始终都在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的关注之下，由此可见我党对俘政策的巨大成功。

“文以载道”是千年古训，显明先生一向深恶无病呻吟的花边文学。“文学不但是审美意识形态，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肩负着滋养人类心灵、托举社会道德、铸造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战俘营》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正是他这种正确创作理念的实践。

三、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人物

显明先生不愧是本地作家，翻开《战俘营》这篇小说，巴山渝水浓厚的乡土气息伴和着翰墨的芬芬便扑面而来，让人如饮醇醴，兴味盎然。

小说一开篇就描写了储奇门车渡码头押解战俘时，险象环生的紧张场面。在紧接着的玉琳江中救俘，观音山战俘逃跑，拍电影空枪飞弹，记者会敌特搅场，纵火灾顽冦越狱，史怀书兴风作浪，郭沫若现身说法，大轰炸身护敏子……等等触目惊心的情节中，作者以其对历史人物、风土民俗了然于心的广泛认知，让读者体验到了巴渝文学的独特风味。

小说在波云诡谲的腥风血雨中，勾勒出了一幅幅充满诗情画意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巴渝风光，这不禁表现了作者热爱家乡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也反衬出了日冦毀我家园的滔天罪恶。

小说的语言中既有词藻华丽的香闺浓艳，又有烽火连天的凄风苦雨;既有达官显要的侃侃而谈，也有轿夫肩輿的村言俚语。语言的个性化增添了人物的艺术真实，也让读者兴趣陡增，不忍释卷。

除了场景描写的生动语言外，作者对人物塑造也颇显功力。书中出场的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张治中、郭沬若，也有生活在巴渝沃土上的村姑民妇、市井众生。在和平村的战俘营里有洗心革面、改恶从善的日本人，也有怙恶不悛、死心塌地的杀人魔鬼;有坚持正义、维护民族大义的共产党人，也有心怀叵测、老奸巨猾的敌特汉奸，善善恶恶，林林总总，各有特色，栩栩如生，作者故事情节推进中的人物刻画，影映出了重庆陪都时期关系民族存亡的艰苦卓绝、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

作者深悟《延讲》精髄，着力塑造了吴侃之、王玉琳、刘达明等我党南方局地下工作者的正面形象，其中秀外慧中、文武兼备、机智勇敢、矢志不渝的王玉琳女士给小说增添了许多亮色。

在人物塑造中，作者摒弃了“高大全”的固有模式，釆用了更加人性化、生活化、真实化的手法。王玉琳是书中的正面人物，她既有富家小姐的多愁善感，也有义薄云天的弹下护人，既有捉摸不定的优柔寡断，又有勇斗顽敌的决胜之心。总之，显明先生以其如椽之笔，刻画出了作品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跃然纸上的鲜活人物。

新时期描写改造日本战俘的作品不多，《战俘营》是“重庆抗战文学”宝库中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