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禅歌——《小记录》短悟

张昊

世事，或者红尘，并不总是充盈着纷杂的激烈震荡，即便在这些“不舍昼夜”的大川之下从来不缺乏急流险滩，也从来不缺乏漩涡恶龙，但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却总是细小生活中转瞬即逝的微光虚影，总是那些流水落花的冲和平淡。少年子弟江湖老，红尘磨人，红尘也炼心，于此纷繁世事，唯有大智慧、真性情方能永葆诗心，诗情不改，方能唱出一曲曲婉约秀美的红尘禅歌。

冷雨桑诗歌中为我们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修行般的平静与禅定，在她的诗意世界之中，找寻不到那些烦躁的情绪、找不到呼天抢地的悲喜，充盈其间的，是不悲不喜的平淡初心，是诗意盎然的云淡风轻。冷雨桑的诗意世界是属于外在世界的，又是游离于外在世界的，与外在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联。恰如其诗句：“其实在天空之下，更应该有幻想之塔/让光芒如花朵般照耀、眩晕”(《有关重庆的短制》)她的诗歌题材与外在生活一般，囊括着种种纷繁，鸟巢、菠萝蜜、秋虫、田野、童年、故乡、小偷、拆迁、灭蚊、狗咬人等等等等，如金铃子所说，“似乎世间的任何事件、事物、节令、场景都可入诗，都会在诗人的内心产生谐振或引发情感冲突”。正是诗心与诗意使得她得以留意到这些琐碎断章之中孕育的美与诗情，而也得益于浓郁的诗心与诗意，这些平淡琐碎的断章在冷雨桑的笔下并未显现出丝毫的乏味无聊，而洋溢着诗美与诗趣，展现出如道心、禅境般观照外物的感悟与情怀。如《春兰》，简单的春兰，在诗人的眼中延展而去，联想其飘渺无踪的香气，化入心灵之中，“或小事件的涟漪/或者什么也不是”，展现出富含诗意的禅趣。再如《菠萝蜜》，同样的，从小小的菠萝蜜，感悟到人生旅途，感悟到人生哲理，感悟到深远意境，这不仅需要一颗体察万物的诗心，更需要滚滚红尘中磨练出的大妙悟、大智慧。

当然，冷雨桑的诗歌中，并不仅仅是这些微末常情，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话题，有着对于宏大叙事的自我解读。突出的表现如她关于“拆迁”的几首诗歌，对于这一话题，往往或沉重、或激越，是城市生活、尤其是神州城市生活、特别是重庆这个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的城市生活中最常见、矛盾也最突出的场域，而在冷雨桑的笔下，这矛盾重重、情绪激越的场景则充满了浓浓的别样诗情。

不可回避的，我们由此注意到冷雨桑的女性诗人身份。事实上，任何一个合格的写作者对于各种形式的“标签化”都是抵触的，因为“标签”往往意味着束缚，意味着固步自封，意味着“有色眼镜看人”，使我们无法冲破笼罩在言语之上的重重迷雾，直达诗歌的艺术本真。在一个真正的诗人眼中，诗歌或者文艺永远是纯粹的，不凝滞于物的。如冷雨桑所言，“如果一定要先锋我认为无关红颜蓝颜，这里不应该有性别的区分。”这种对于自身诗人身份的清醒体察，使得冷雨桑的诗歌具备了一些诗歌之中的共性元素，而摆脱了当下女性诗歌的种种陋习。不过，“标签”毕竟是一种方便我们迅速观察诗歌的捷径，而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份标记，不管诗人承认与否，无可避免的要影响到诗人的文字言说。投射到具体的诗歌之中，最突出的表现，正是这些对于整体社会的细节体察。

女性特有的琐细的情感，使得她们天生善于把握宏大的集体叙事之中的细节，巨大的宏观集体在她们的观照之下碎解为一片片的细节片段而构成富有女性特质的意味深远的时代记录。如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中所指出的，“在这些毁坏的描述之中，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成为一个细节，总是已经是从设想的整体中脱离的一部分。这样的整体感——本身已然是被割断的、不完整的以及荒凉的，但同时感官层面上也是局部的以及直接的——并非是理想主义观念的整体性。”具体而言，在冷雨桑的诗歌系统之中，世界或者时代，即是整体的也是细节的，世界或时代固然割裂为一个个富含张力的有意味细节，而这些细节本身也构成了其眼中整体性的、宏大的世界与时代。当然，从这一角度来看，这种对“富含张力的有意味细节”的关注、体察并不单纯为女性作者所独有，而往往成为一种超越性别的共性，在许多优秀的诗歌、文艺作品之中都不难找寻，相对于性别色彩的“女性特质”而言，心理学意义上的“阴性特质”或许可以更为恰当的注解。从“富含张力的有意味细节”来看，超越性别的“阴性特质”，确乎是为优秀诗人、文艺家所必备。

如前所述，冷雨桑诗歌中那种贯穿其间的禅意与禅境，使得其笔下的细节世界呈现出一种冲淡平和的美感，所谓“大道至简”、“道法自然”，这种平和自然的诗意世界外化为文字，则是语言风格的平和自然、质朴凝练。正如其所言，“我不认为自己在先锋诗道路上探索或准备探索，我现在所认为的文本模式，或者说适合我的模式是删繁就简，一切随意的模式!撇开那些花拳绣腿，云山雾罩，给出事物本来的真相。”如《回家》《尘埃之侧》，这两首诗都凝练着冲淡平和的诗境，语言平实自然而意味无穷、含蓄蕴藉，尤其《回家》一诗，几乎每一句都是一副涵义无穷的画面，候鸟、湖畔、风吹的羽毛、云卷、窗台、湖心岛、如冠盖的大树等构成了一幅意味浓厚的山水图景，恰如水墨丹青，颇有古典山水诗、山水画交融并艳的风韵。而《尘埃之侧》则在平实的语句之中，塑造出梦幻般的诗境，“握住我鸟语的森林和鸦阵的黄昏”一句则打破现实与虚幻的壁垒，呈现出交际混合的朦胧美感。由此可见，冷雨桑所谓“删繁就简，一切随意的模式!撇开那些花拳绣腿，云山雾罩，给出事物本来的真相。”并不意味着白描式的还原与再现，并不意味着琐碎的寡淡无聊，而是在于用最富于诗意的方式，最富于情怀的言语来还原那个禅境本真。

冷雨桑诗意世界中另一个重要的场域在于她那独特的乡土情怀。乡土、故乡往往与城市生活相对应，或者成为逃离都市喧嚣冷漠的避风港，或者成为悲天悯人的被关照对象。而在冷雨桑那里，乡土并不是孤立的、漂浮的，与城市生活对立的，她笔下的城市生活、乡土生活都呈现出同样的宁静平和，既然都市是平和的，乡土是平和的，自然等量齐观，无所谓谁观照谁，谁期许谁。这或许与她自身的人生经历有关，那一丝纽带与血脉从未断绝，又或许和重庆独特的城市风景有关。独特的气候与地质条件，使得重庆的城市与乡土从未真正隔离，就算是最繁华的街区，高高的楼顶天台上也往往种着花花草草、蔬菜瓜果，巨厦高楼之间亦常见丝丝缕缕的小田。都市、乡村似乎从来未严格对立、彻底割离，而水乳交融。由此，冷雨桑的诗境之中，乡村从来不是一个客体的存在，从来不是外在的区分。如《田野》，在这一首诗中，诗人的心境从来不是“苦艾和薄荷，风信子”这些小资情怀的花花草草，而是富有乡土审美情调的“长满大须/高冠/金黄一片”，这些场景富含深情，凝聚着平和之下的浓浓情意。再如《黄昏》，迷离梦幻的乡土是可以直达的埠口，是思乡的船坞，凝聚着“金黄、柠檬、香槟”。而城市生活，并不与之对立、游离，却呈现出同样的诗境、诗美，如《记录》，这样的诗意与诗境完全是相通的，如果去掉“阳台”二字则基本无法区分这样的场景到底是乡土还是都市。在平和自然的诗境之中，无论是乡土的原初还是都市的原初，都不重要，因为诗人所关注的是共通的原初，是自然心性，是深植于内心身处的自然情感。

我常想，做诗如参禅，初悟诗道时难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得歌大江大河、唱大风大浪;诗情渐深则抓耳挠腮、不知缪斯之何往;终于百传千磨，得悟大道，却如老僧入定，不悲不喜，“大音希声”，即一花一叶亦能参得人生大道。千诗亦求，诗心难得，诗歌从来不应是孤芳自赏的，从来不是飘然物外的，而在于能从繁杂红尘之中凝练妙悟，能在漫漫黄沙中把握诗心。我们应该感谢冷雨桑，感谢她为我们提供了别致的诗歌向度，感谢她为我们唱出了平淡冲和、清新雅致的红尘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