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雨长篇小说《开埠》兼评宁承忠
李显福
《开埠》通过大清王朝末期围绕重庆开埠展开的各种矛盾纠葛，艺术地再现了重庆被迫改革开放、进入近代工商业历史的那段峥嵘岁月。作者饱蘸笔墨，深情地刻画了宁承忠、喻笑霜、宁承业、安邦、立德乐、李泓寿等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使人过目不忘。不过，这些人物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宁承忠。
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都是在不断的革旧布新中前进的，尽管时有迂回、甚至倒退，但是历史前进的步伐犹若奔驰的大江大河，即使历经千曲百回，最后都要冲破一切险关恶障，昂首向前。因为，创新求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顺应民心的必然，要阻挡这个必然，要么竹篮打水，要么头破血流。
《开埠》自始至终用自己及上几代人都与大清王朝休戚与共的宁承忠的一生及其家庭子女、亲友命运的变迁有力地向读者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你如何看不惯、乃至阻遏，但该来的还是要来，该坍塌的还是要坍塌，符合人间正道的历史潮流是挡不住的!
小说一开始写到，同治十三年，作为川江上“夔关监督”的宁承忠在万县码头扣押了“六十九艘满载货物的重船”，里面“全是洋人私运的洋货”——“洋纱、洋布、洋皂、洋化妆品、洋蜡、洋钉、洋火、洋油、洋家具等物”。其实，他在行动上查处这些洋货，心里却觉得洋货比国货好，不然老百姓为什么要去追捧购买呢?他抵制洋货的目的是担心“洋货大量涌入后，国货、川货就遭殃了”，于是，为国家主权及经济考虑的他，面对头上有多种头衔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毫不退让，迫使其“抱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走”了。
正在自得意满的宁承忠没想到已走下坡路的清廷屈服于英国人的压力，下旨“尽快发还扣押的货物”。一心想报效朝廷、施展正义，在本国的水域查走私的宁承忠受到当头一击。可是，正如李鸿章所说，朝廷也是无奈之举，“弱国无外交”啊;“洋人之事确实不好办”“当今的大清要外需和戎，内须变法”“在列强环饲、外侮日甚中以夷制夷，为自强赢得更多和平时间”。于是，宁承忠应李鸿章的邀请参与了清廷与英国的谈判，随着《烟台条约》的签订而使数千年来锁闭四川盆地的厚重帷幕被拉开了，重庆露出了面向世界的一角：“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至此，不管宁承忠如何为了国家利益抗争阻止，但洋人的轮船驶往重庆，由此打通重庆与世界的联系，只是时间上的早迟而已了。作者用了一段童话般的场景来描写条约签订后的宁承忠，十分幽默：“那艘英国轮船在掀动的海浪和低矮的浓云中‘突突’行驶，直逼宁承忠而来。他拾起块石头怒砸洋轮，石头直线射出，消失在烟海里。英国轮船掉了头，朝那边的中国的芝罘湾驶去。‘哈哈，你跑了逃了，你还是怕老子们的!’，他聊以自慰地吼叫，声音嘶哑。”
“芝罘湾”也是中国的港口呀，驶离其所在的海岸你就胜利了吗?这里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宁承忠这个摇摇欲坠的清廷里的“爱国者”堂吉诃德般的形象!
为了国家主权，宁承忠忠于职守，不遗余力地与步步紧逼的立德乐等洋人作斗争，时刻防备“这家伙迟早要把重庆的水码头搅乱”，以维护国家，即大清王朝的利益。当他在朝天门看见立德乐携夫人从三板船上走下来不问青红皂白就给对方当头一击：“你要违章?”还说人家在“在重庆大做火油、海带生意，还把夫人也带了来”。立德乐礼貌回绝：“我是在重庆做有生意，可是我并没有在重庆开设行栈。我是带夫人来四川旅游的，扬子江、白帝城、峨眉山很有诗意。”宁承忠一时无语后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说人家偷运违禁物资。总之，对他亲自参与签订的《烟台条约》心存芥蒂，对洋人始终看不惯。当他听到去日本留学后随船回来的心上人喻笑霜介绍立德乐为了轮船早日开到重庆，木船经过险滩时，还脱掉皮鞋，“光脚板跟纤夫们一起拉船”，同船的英国人蒲蓝田“率领的测量队一路都在测绘，安设标杆、浮标、画航线图”时，宁承忠说：“立德乐一直想把轮船开来重庆，他是在探路。”喻笑霜说：“比起东洋西洋的发达，我们实在是太落后了。有轮船开来重庆，交通就会发达，经济就会繁荣。”宁承忠听后“心里不快”，认为“东洋人已经”为喻笑霜“洗脑了”，“问题不在于交通一事，在于国家的主权”。在他心里，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与国家主权、固化的重庆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他心目中的主权依旧、固化的重庆依旧，其他的要出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见鬼去吧!
也许是他的固执己见，也许是他查洋货得罪了洋人，也许是他影响了改革派的开放布局，总之，清政府免去了宁承忠的“夔关监督”，给了他一个从三品宣慰使，行使军事监司职责的地方闲官，但他仍“闲”不住，“见码头边有洋人指挥从木船上卸洋货，洋货在河滩堆成小山”，便“怒冲冲朝河边走”要去干涉。知府安邦提醒他“现在已不是夔关监督了”，“他才止步，摇头发叹”。安邦又对他说：“这洋货是挡不住的，朝廷都没法挡住，你我又能咋样。”他没从中觉悟，反而责怪将重庆作为通商口岸的中英两国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条款》。二弟宁承业告诉他，上海开埠五十二年后，商业流通、经济繁荣，宁承忠却认为商业“繁荣”了，但“污泥浊水也跟了来，成了歹徒的乐园……”可见，宁承忠反对洋货进入重庆、反对洋轮船开进重庆、反对开埠，即反对变革是深入骨髓的。
不过，历史的轨迹不以宁承忠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不管宁承忠内心怎样，但该来的还是来了，重庆海关正式成立，重庆终于开埠了，“街上的洋房子多了、洋皂、洋钉……潮涌而来，搅乱了重庆人惯常的生活”，他自己也“躺在洋人开的医院里”治病了。立德乐的“利川”轮探航重庆成功后，改写了川江航行的历史，从此川江航运进入了“蒸汽机”时代。
对洋货如此，对重庆开放如此，对自己的亲人不顾劝阻去经商，宁承忠也是如此，甚至嫉恶如仇：唯一的弟弟宁承业“与他念同一所书院”，但“不听他的劝告”“独自经商做茶叶生意”。他教训：“去做啥子生意”“你可莫当个奸商”。“立德乐在渝做起了火油、海带、毛料生意”，需要当地人加入，宁承业“伺机参股了立德乐的生意”，宁承忠又指责他忘记了父亲是被洋人打死的，“忘记了父仇，竟然与洋人为伍”。宁承业开设了洋货庄重庆总号，在专门为来重庆的立德乐夫妇“接风洗尘”的宴会上引经据典，大讲其经商的好处，“财富的占有关乎民之贫富、国之衰盛”。立德乐与之唱和：“你们大清国要是多有些宁承业这样的商人，就会发达。”可是，来赴宴的宁承忠老大不高兴，“后悔不该来赴这鸿门宴”。
宁承忠骨子里瞧不起经商和商人，岳父开的“大河钱庄”他从未去过，一次不得不和夫人王雪瑶去都是穿了便服前往，以致钱庄的人都不认识他。他“严守自己那不与商人交往的信条，尤其是用钱来赚钱的商人”，认为“用钱来赚钱的商人少不得要搞歪门邪道”。大儿子宁继富早就跟“外公搅在了一起，一门心思学经营钱庄之道”，宁承忠“气恼也无可奈何”。二儿子宁继国在宁承业的帮助下私自赴美国学商贸，宁承忠知道后将宁承业打倒在地，使其“口鼻淌血”“老半天才爬起来”。宁继国阴差阳错学了医，并且娶了“个洋女人”，回重庆后帮助洋人院长筹建教会医院，他也老大不高兴。小儿子宁继兵在叔叔宁承业的推荐下，当了立德乐“利川”轮船的二买办，宁承忠“痛骂他不学好，竞去跟洋人当跟班，去为虎作伥，扬言要捶死他”。等等。
结果呢，“大河票号的业务越做越大”，在北京、上海等9个城市开设了分号。重庆开埠后，民族工业发展快，宁继富投资实业，“开办了荣昌陶器厂和顺丝厂”，积极筹办夏布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后，看不起商人的宁承忠居然做了管商人的京官，由从三品宣慰使调任新成立的商部参议，为正三品京官。身为商部参议的宁承忠在重庆总商会成立的典礼上慷慨激昂：“惭愧的虽尽其心效其力，却未能阻挡洋人外资入侵重庆，实在是痛心疾首……我们多了一支发展实业、抗衡洋人的生力军……跟洋人斗，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壮我中华!”
他有权在手了，又可以利用商会“阻挡洋人外资入侵重庆”了。不过，喊喊口号可以，唯我独大、排外弃外是与时代潮流不符合的，除非回到已经不能回的过去。当时的世界，工业革命、经济贸易风起，清政府的洋务派(包括皇上)就是想借着这世界潮流，发展经济壮大自己，而不是一味排外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应该一分为二来进行分析。如果不开放，还是那样闭关锁国，其后果可以想象!
此时的世界潮流和日渐坍塌的大清王朝就如一架飞速旋转的风车，势不可挡，宁承忠想用自己的长枪挑战它，阻挡其进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
商会在全国铺开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帮壁垒各立门户商情涣散之状况”。朝廷对宁承忠的工作很满意，提拔其为从二品钦差大臣，派其到重庆查办“重庆商人勾结日本商人大肆走私军火”的案子。不过，案子还没有彻底查清，他却受到牵连，因儿子媳妇参与了同盟会组织的黔江起义被人举报获罪，一道圣旨将他关进了监狱，罪名为“宁继兵、范晓梅黔江谋反的帮凶”。出狱后，他要去据理力争，将早已被释放了的奸商绳之以法：“老子毕竟当过从二品京官，非告倒他两个不可!”当得知自己的京官是宁承业花钱买来的，而且他的这条命也是花重金打点换来的时，他“脑子嗡响，血往上涌”：“这些个道貌岸然的官员，竟都是金钱的奴仆”“他心里是留恋那京官的，有权力做些事情，现在看来，留恋个毬啊，痛惜恩师也掉进了‘钱’眼里。假的，实在是假的，与其在官场里做假，还真不如做个实在的草民”。
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了一点儿他全心全意效忠的朝廷的嘴脸。不顺应时代、不顺应民心，只一味地强调“爱国”“主权”的宁承忠，实则就是因循守旧、闭关锁国的代表。这些人有时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戕害远胜过那些乘势而上、追钱追利的人们。因为他们握着国家的权柄，而不为国家、人民的前途、利益着想，只想着怎样维护旧制度。作者刻画的这个人物形象入木三分，在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随时可以看到他的影子，或者叫他那不散的阴魂游走在神州大地，随时在左右着某些冠冕堂皇的人的言行。
宁承忠为什么会这样，竖看历史就知道。他是移民的后代，其高祖母宁徙在“康熙年间闽西填川”来到荣昌后发展很好，世代都蒙受着皇恩浩荡，农商结合，家世殷实，可是一场教案，其父被“法国传教士阿瑟”打死，家里“辛苦开办的兴隆绸布庄的房子被强拆”，他17岁中举，被朝廷重任为“夔关监督”，眼看着洋人的跋扈、洋货的大肆进入，做出以上分析的种种言行就不难理解了。可是他却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此时的政局和祖辈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官员贪腐成风，求新求变的潮流已不可逆转了。
当一个王朝已贪腐成风、人民心中早已唾弃、只不过在高压下不敢表达的时候，那些还在卖力地为这个行将灭亡的政府孝忠，努力干着违历史潮流而动的言行的人，终有一天，必将成为这个坍塌的王朝的殉葬品。严格说来，不光是殉葬品，而是绊脚石。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行将倾覆的王朝中的爱国主义者也好、忠臣也好，都是阻挡历史前进、违背人心的绊脚石。其实，宁承忠能够无疾而终，在新的时代好好地活着，全靠了他的与时俱进的亲友、小辈们成了他的庇护者、抚养者，否则，他不可能“无疾而终”，寿中正寝。当初，他的那些亲友如果都如他那样，也不可能有精彩的未来。虽知，对这一个个亲友、小辈们当年选择的道路，他都是嗤之以鼻、并竭力阻挠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宁承忠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一个自以为是捍卫国家利益，实则是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的典型代表的悲剧人物。他弹精竭虑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能挡住溯江而上的洋轮船以及源源不绝的洋货、阻挡住重庆的开埠，更没有阻挡住时代前进的步伐!
感谢王雨先生为我们塑造了这个形象丰满、极具现实意义的人物，在我国众多的文学人物画廊中增加了不可多得的引人喟叹的宁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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